桑克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对中国读书人来说不是陌生人。如今陌生作家越来越少了,这得益于现代出版、现代视野、网络和电影的传播。而以前诺奖的主要社会功能是给读书人开眼。
拉斯洛1985年的小说《撒旦探戈》1994年被拍成了439分钟的黑白电影。苏珊·桑塔格说电影的每一分钟都“引人入胜”,她每年“都重看一遍”。不瞒您说,我就是一边看着这部电影一边在写这篇文章。绝对应景。拉斯洛与《撒旦探戈》的导演一起编剧的黑白电影《都灵之马》,想必不少影迷都看过,电影中那种寂静而且荒凉的沉默氛围让人几乎窒息。
在这个世界上,好作家很多。没得诺奖的好作家恐怕比得诺奖的好作家多得多。如果只以一个奖衡量一个作家肯定挺外行的,但是也绝不能否认,每一次颁奖都给一位获奖作家一次推广书和被阅读的机会。但是转年过去,恐怕就被很多人淡忘了。去年的韩江、前年的约翰·福瑟、2022年的安妮·埃尔诺,2021年的阿卜杜勒,再往前的路易斯·格丽克……我本人也是如此,某人得奖了,我也会找来得奖者的书翻一翻。拉斯洛曾经说过“几乎所有的奖都是艺术最危险的敌人”,“诺贝尔奖尤其是一种摧残”。我相信得奖之后他是不会改口的。
不过,真正的读书人都了然,知道不知道作家的名字不重要,知道不知道作家本身的这个和那个也不重要,读他们的书才重要。
我不太清楚小说翻译的整体状况。我只知道拉斯洛是用母语写小说。这些小说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时候究竟丢失了多少东西,我是不知道的。尤其是匈牙利语,对我来说就是天书一般的存在。
我大约知道诗被翻译成外文之后,与原作的关系是比较疏远的。主要因为诗是一种以语言为核心的艺术形式。而语言形式在大多数语言之间几乎没有对等的。小说可能与诗不一样,它的语言形式在翻译之后保存下来的比较多,比如情节和细节。即便如此,拉斯洛本人对他的小说翻译也是很谨慎的。
我相信拉斯洛的叙事语气,从我听不明白但是能感受到的匈牙利语电影台词之中,从翻译成中文的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出发的时候,天色仍很黑暗,尽管我们心里非常清楚,这种愚蠢的乐观情绪早已没有了任何的意义,想来现在到底是白天还是黑夜,其实根本无所谓,但我们还是更愿意相信,今天也会跟往日的任何一天一样黎明破晓,旭日东升,阳光普照,光线会照射到地球上。”(拉斯洛《最后一条船》,余泽民译)我只能而且必须相信译文。如果是英文我肯定就去对照着看了。这种语言局限意味着选择局限。
而小说往往需要谈人物谈历史谈社会等等。大多数人就是这么谈的。而喜欢谈语言只是我的一种个人嗜好。不合时宜。看了一家我喜欢的中文报纸对拉斯洛的访谈,我感觉他是一个比较直率的人,几乎有什么说什么,比如关于“忘记”的言论,让我心有戚戚焉。作家的使命之一就是不仅仅是把这些东西记下来,还必须让人们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把自己遗忘在自己心灵仓库深处蒙满灰尘的重要物件想起来。
东欧文学可能更容易得到中国读书人的理解,包括匈牙利以及与匈牙利关联的社会记忆与历史记忆。这里的启示就是说,我们也有我们必须写的东西。“这一天也跟平日一样在并不宁静的协调的平和中开始,而这种平和是每个人都听命于自我意识最深层的明确指令,要知道安全是服从纪律的硕果,就如需要与奖赏,是一种赢得的、被授予的宽容的脆弱状态。”(拉斯洛《茹兹的陷阱》,余泽民译)这些文字是拉斯洛写的。我不是借机批评谁,只不过是想提醒自己对于文学使命的理解与坚持并不过时。
说实话,我至今也记不住拉斯洛名字的前半截或者后半截,匈牙利语发音对我来说太陌生了。但是我理解一个人的独处,“或许现在,在他深层的自我意识里一切都已然不复存在,只有体内血液的涌流,只有器官平静地运转,因为惊恐的神秘核心撤退到这地狱般的黑暗之中,撤退到禁止想象力存在的地带,之后,人们要从那里一次又一次地突围出来。”(拉斯洛《撒旦探戈》,余泽民译)。是的,人在最后的时刻只能自己一个人面对黑暗。
如果您想感谢拉斯洛,我想同时也应该感谢那些译者吧,是他们联合起来让我们开心地读到了这些看起来异域气息浓郁实则却是我们亲爱而陌生的邻居们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