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头上播种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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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伟东

　　詹姆斯·鲍德温（1924—1987）是美国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小说、随笔、诗歌和戏剧等领域都有相当建树。这部《在门外谈话：詹姆斯·鲍德温的一生》的作者詹姆斯·坎贝尔是英国编辑、评论家和作家，作为编辑与鲍德温多有接触，并结下长期友谊。该书出版于传主去世不久的1991年。作者进行了大量采访，收集了包括私人书信、回忆文章、报刊对话和联邦调查局档案等各种材料，通过对传主写作经历和言论的梳理，完成了这部准研究型传记。全书正文分五部分，按时间顺序分别介绍鲍德温的生活和写作生涯：1948年去法国以前的时期、第一次旅居法国（1948-1957）、民权运动时期（1957-1963）、第二次旅居时期（1963年以后），以及介绍作者与传主交往的较简短的最后部分。该书让我们看到一个纽约贫民窟黑人男孩，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各项文学艺术中取得惊人的成就，“就像在石头上播种”。

　　“交叉性”处境

　　鲍德温的特色是他的“交叉性”，处于各种种族、阶级、性别等社会身份的十字路口。鲍德温的这种“交叉性”，根子在于其处境的某种边缘性。他是贫穷的黑人男性，却通过写作，成为“美国作家”，作品数度登上畅销榜，拥有大量白人读者，并受到上流社会的接纳，一度登上《时代》封面。

　　鲍德温毕生都在反抗“黑人作家”这一限定性身份。他更愿意认同自己是美国人、美国作家，而非“黑人作家”。传记作者也认为“小说家鲍德温是一位老式的美国现实主义者”，关注的是“我们共同的处境”，无论“黑人写作”，还是“黑人作家”的标签都不适合他。作者回忆的一个细节显示了鲍德温对身份认同的关心。青年时代的作者是文学杂志《新爱丁堡评论》的编辑，贸然向鲍德温约稿竟然成功。后来别人告诉他原因在于，鲍德温很感动，“你在你的杂志上称他为美国作家，而不是黑人作家”。可见，被当作美国作家对他是多么重要。

　　在向白人社会融入和努力获得承认的过程中，鲍德温遭到黑人作家的批评和抵制。鲍德温作品中对白人形象的描述、对黑人文学的不同理解，招致了其他黑人作家的不满，影响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如作家赖特、诗人休斯、作家琼斯等黑人文化精英过去都曾是鲍德温的朋友，但友谊并没能维持下去。鲍德温不认同黑人追求反击和报复的仇恨叙事，他更愿意把两种肤色的冲突当作美国文化要继承下来的共同遗产，通过反思和宽容去弥合历史创伤。如作者所说：“鲍德温承诺，只要有爱，我们就能改变自己，改变彼此，也改变国家，改变世界的历史。”

　　旅居国外和写作

　　鲍德温的写作生涯主要是在国外度过的。作为土生子的鲍德温，对美国种族歧视的体会痛切深沉。他1948年离开美国，远涉重洋来到法国，一住八年，主要原因就是无法忍受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环境，渴望一个能获得公平对待的社会。1963年碍于国内的形势，他再次去国外，在土耳其居住一段时间，最终落脚法国，直至其生命终点。

　　鲍德温是个文艺天才，各种文体的写作都游刃有余，最能体现其创作成就的高峰，是小说和随笔。

　　正是第一次在法国的经历影响了他的创作，他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理解自己的生活，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去山巅呼喊》带有很大的自传性，是鲍德温戏剧化自己生活经验的成功尝试。该书被美国“现代文库”丛书列入“20世纪最伟大的100部英语小说”，《时代》周刊也将其选入“1923-2005年最伟大的100本英语小说”。他的第二本小说《乔瓦尼的房间》描写的是生活在巴黎的外国白人的生活，正是这本书招致了黑人精英们的不满。长期的国外生活既给了他喘息的机会，也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大多数美国人到巴黎是为了教育或奇遇。鲍德温却简直把迁徙视作拯救自己的生命。”他从外部看见了自己，因为在巴黎，他第一次摆脱肤色的影响，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美国人身份。

　　在传记作者看来，鲍德温最成功的写作是随笔。美国学者菲利普·罗帕特也认为鲍德温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美国散文家”。鲍德温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是随笔集《土生子札记》，写作于第一次 旅居法国时期，他宣称要“成为一个诚实的作家，一个诚实的人”。书中的人生陈述和自我反思具有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和人格魅力。对于鲍德温而言，写作是一个工具，他更愿意借助写作展开议论。这导致他小说中作者声音过多，人物往往成为作者的代言人，而随笔写作却可以发挥他擅长议论这个优势。少年时代传教士的经历磨练出来的口才得到了发挥，更大的动力则来自于他对自己生活经历的戏剧化反思。

　　黑人民权运动的角色问题

　　黑人民权运动爆发之际，鲍德温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参与，但在1957年回国后，得益于他的文学名声和影响，才很快成为这一运动的重要发言人。这一度让他产生了错觉，认为自己也可以算作民权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传记作者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和解释。

　　作者认为，“黑命攸关”运动是鲍德温复活的一个契机，反映出他的文学成就和在黑人世界中的地位，而他在民权运动中承担的角色，却是一个比较模糊的问题。作为一个杰出的演讲者和明星作家，鲍德温在民权运动中曾经拥有巨大的号召力，公开演讲能吸引大量听众，加上他和民权运动领导人良好的私人关系，让鲍德温错误认知了自己的地位。该书指出，民权运动的其他领导人并不认可他对自己地位和作用的判断。无论是老一代的马丁·路德·金，还是青年一代的激进派，都和他保持着有节制的密切联络，但又没有真正把他纳入运动的领导机构。

　　鲍德温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也一度引起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高度关注，无疑这也强化了鲍德温对自己重要性的感知。鲍德温一直宣称自己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和窃听，但作者在“2002年版后记”中，引用公布的联邦调查局资料说明，对他的监视和窃听并没有达到全天候。联邦调查局对鲍德温的兴趣始于1963年，到1974年正式结束了对他的调查。这样的调查主要集中在他参与民权运动的高潮时期。随着鲍德温旅居国外和对民权运动的影响逐渐减弱，他的重要性也不断降低，20世纪60年代末期只有几份关于他的备忘录。公开资料也没有证明联邦调查局窃听了他的电话，但有很多的跟踪和线人报告记录。虽然鲍德温对被监视和窃听的担心没有被证实，但是长期的恐怖阴影无疑影响了作家的生活和心境。

　　正如作者所说，他在书中对鲍德温的描述“并没有提出一个确凿的画像，而是给出了一系列草图和看法”。该书描述了鲍德温作为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经历，梳理和呈现了他的“交叉”状态，力求客观地还原鲍德温的写作和言论。鲍德温一生试图在“共同历史”的基础上构建美国文明的新社会基础，可以说是用直觉超越了时代的典范人物，他最终在时代的岩石上雕刻出了属于自己的形状。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