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场中撤退：全行星尺度与通往本体共生的迁徙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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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文互联网，每当涉及气候变暖、物种保护或性别议题的公共讨论出现，评论区常会出现一套粗暴的鉴定：从对方的言论逻辑中剥离出同理心，将其归类于某种脱离本土生产力实际的、源自特定文化语境的伪善标签。在某些语境下，这种标签甚至脱离了其原本的定义与批判指向，沦为一把被借用的、站在特定立场高地上、切削持相反政见者的利剑。

标签化的攻击已深植于动保、环境、食农等固定领域的评论区，演变成一种近乎本能的防御机制。当读者看到相关内容时，心底往往会升起一种预设性的怀疑：ta的立场是否偏转了？如果说被标签化的群体是试图占据某种“普世价值”的道德高地进行审判，那么针对这一群体的鉴定，则是站在地缘政治与生存焦虑的低洼处发动的关于立场纯洁性的道德清算。

在这场博弈中双方相互攻讦，各自占据一座道德的山丘，其逻辑却是同源的：ta们几乎都默认世界是一个由人类意志主宰的闭合竞技场。

作为长期身处这种话语泥潭的观察者，我十分怀疑：难道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原生关怀、对非人类物种的共情，真的只能被化约为预制的政治姿态吗？如果这种鉴定除了加剧族群的撕裂和思想的贫瘠外别无他用，我们是否还有另一种撤退路径，能跳出关于谁比谁更高尚或谁比谁更清醒的死循环？

全行星尺度（Planetary Scale）的介入，或许正是为了给这种无休止的人类内部纷争降温。这一维度的开启，首先源于对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回眸：当人类意识到自己的生产与消费是足以改变地层沉积、大气成分的行为时，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全球化叙事便开始失效。人类世的第一颗金钉子终于在两年前敲下[1]，同时也有愈来愈多的人意识到，在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地图外，还存在着这个更为真实、巨大的行星现实。

这或许缘于我们对“天”与“地”的重新发现。在行星视角下，我们不能再只盯着地表上的国界与利益，而是被迫直面纵贯天地的、地质性的连接。天，是承载着碳循环与辐射的动力系统；地，是布满了化学足迹与生物纠缠的活体结构。承载着道德审判的，应当是这种天地间的共生事实，而非国界和民族间虚悬的立场。

或许我们可以说，诺亚的方舟已重新驶回了名为宇宙的深邃海域。只不过这一次，航行不再是为了等待洪水退去，也不再有回到陆地的那天。当我们试图用全行星的视角去审视这些被贴上标签的议题时，或许会发现，让我们争得面红耳赤的标签，在漫长的地质尺度和复杂的对象网络面前，竟显得如此局促。

第一部分：面对共生的事实

在展开任何宏大的论证之前，我们要先直面长期盘踞在现代人潜意识里的视觉模型：我们将地球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沉默的空旷容器，就像一个地球仪，或是一处被聚光灯照亮的舞台。在这个模型里，人类是唯一具有能动性的演员，而山川、大气、海洋以及无数非人类物种，仅仅作为布景，或堆在后台的道具。我们习惯于在全球化的逻辑中呼吸，那是一个由航线、资本流向、数字信号和主权边界编织成的平面网络，是一个关于人与人如何博弈的剧场。然而，当一种被称为全行星尺度（Planetary Scale）的视野介入时，这个舞台的背景板开始发生剧烈的人为无法控制的震动，原本沉默的布景开始以一种极具物质性的力量向舞台中心挤压，将傲慢的演员重新黏合到混沌且真实的物质世界中。

物与人之间的黏性或许可以作为理解全行星尺度的第一道关口，接受它意味着我们必然要放弃超脱于自然之上的观察者视角。当我们讨论环境或生态时，往往是作为管理者的俯视视角；我们认为，生态危机可以被量化和治理，属于被排除在日常之外的外部性问题，毕竟大多数人选择生活在危机的千万里之外（无论是身体还是意识）[2]。

在全行星尺度之下，人与物质处于本体论层面的深度纠缠，不再是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人类成为了被某种更宏大的、非人类物质网络紧紧包裹的节点。人类觉得自己在利用自然，其实并非如此，已沉浸在行星的循环之中。人的每一次呼吸都与数千公里外的森林光合作用同步，人的工业排泄物正在参与地层的重构。

随之而来是必然的去特权化。在同济法国理论的堆肥研讨会中，我听到这种比喻。人类长期保持着傲慢的驾驶员幻觉[3]，“作为地球的管理者”，人类看地球是一艘正在出故障的飞船，人类手中正握着那份可以修复一切、掌控未来的驾驶手册。无论是激进的技术乐观主义，还是某些带着救世主色彩的道德说教，其底色都是去维持人类作为宇宙唯一理性主宰的地位。但全行星视角要求我们承认：并没有所谓的驾驶手册，也没有谁真正坐在驾驶舱里。人类并不是万物之灵长，也不是行星进化的终极目的，我们只是在这艘飞船中应对突发地质环境、与其他物种共同生存的机组人员。这种视角的转变，将我们从那种虚幻的、需要对整个星球负总责的沉重压力中释放出来，转而走向一种更具实用主义色彩的跨物种协作。

而在全行星尺度下，人类像是站在远峰的峰巅了，现实危机平坦地露出，露出盲目且平等的一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冰川的坍塌或微塑料的渗透，这些现象本身是不具有政治立场的，它们不会因为你的国籍、阶级或高尚的道德表态而选择性地发生作用。气候灾难从符号中抽身为实实在在的、不分国界与物种的共同连带，人与非人的万物是由共同的生理结构、地质印记和生态代谢所构成的命运共同体。

全行星尺度或许本质上是一场本体论的降维，它可以将我们从虚悬的、景观化的意识形态博弈中拉回到物质的基准线上。这会是一场关于地球作为整体的物质性回归，强调的是人类与非人类对象之间那种无法逃脱、不可穿透的共生状态；这会是一个即便人类全部消失，依然会依照其物理与地质规律运行的冷峻实体；那么我们现在的思考，是否要尝试在不作为主宰者的前提下，重新去学习如何在这个宏大的、深邃的黑箱中，寻找一种更具诗意也更具尊严的栖居方式了呢？

第二部分：从盖亚到对象民主

我们可以溯源而上，梳理人类对地球的认知是如何从温情的母体想象演变为冷峻的对象网络，这是一场关于权力、科学、边界与生命政治的思辨。

在认知演变的早期阶段，占据主流的是以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为代表的整体论[4]。这一观点将地球设想为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神圣的有机整体。在盖亚的叙事中，地球不仅是生命的载体，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具有某种意向性的生命特征实体。这种观点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它唤醒了人类对环境的整体保护意识。不过其弊端也日益显现：盖亚假说容易导向一种一神论式的整体主义，它也预设了一个和谐的、平衡的终极状态。在这种视角下，人类扮演大地母亲的守护者，无形中又重新占领了道德高地。这依然是变相的人类中心主义，要求万物为了人类所理解的和谐而服务，而忽视了物质世界本身那种碎裂、冲突且不可化约的异质性。

正是基于对这类温情整体论的警惕，哲学家蒂姆西·莫顿（Timothy Morton）发起了激进的批判。莫顿认为，盖亚式的整体观实际上是一种对现实的景观化包装。当我们歌颂一个统一的、神圣的自然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与真实的物质世界拉开距离。他提出了一种更为幽暗且深刻的暗生态学（Dark Ecology）[5]，主张我们应该拆掉那个保护人类虚荣心的塑料盒。莫顿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超对象（Hyperobjects）横行的时代[6]，全球变暖、放射性元素或塑料垃圾，这些对象在时空尺度上远超人类的感知，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人类主宰地位的嘲讽。在莫顿看来，与其去追求一个虚假的、和谐的整体，不如去面对那个混乱、黏滞且充满非理性连带的真实行星。

这种思辨进一步演变为当代极具颠覆性的对象导向本体论（OOO）[7]。这一理论的脉络可以追溯到海德格尔对工具的沉思，但它走得更远。它主张承认每一件物品、每一种非人类物种，都拥有完全独立于人类意图之外的诗意与生存权。在这种对象民主的视野下，一把榔头、一处冰川、一个塑料袋或一个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在存在论的地位上是平等的，它们并非为了满足人类的某种功能或象征意义而存在着。

认知的演变最终促成了从全球化向全行星化的转向。全球化关注的是人类文明的扩张：地图上的经纬线、GPS的导航点以及资本的跨国流动；而全行星化关注的则是物质世界的脉动：呼吸的交换、地质层的堆积、重金属的富集以及跨物种的残酷纠缠。前者是关于世界如何为人所用的账簿，后者则是关于物与物如何共处的实相。当我们从全球的平面维度漂浮到行星的立体深度时，或许可以发现，所谓的道德优越感或政治纯洁性，在这种对象民主的冷峻规律面前，都不再具备豁免权。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从一个人类主导的剧院向一个万物共生的迷宫的迁徙。

第三部分：人类应如何迁徙

在建立全行星尺度的本体论地基，并理解其背后的认知演变后，我最想讨论的还是人类的思想究竟该如何迁徙？在破碎的、黏滞的、无主权者地位的现实中，人要如何生存？

在这场思想迁徙中，最关键的变化在于将生态议题去道德化。长期以来，对自然或非人类物种的关怀被视为高尚的美德，甚至演变为带有阶级优越感的道德表演，这也是公共讨论中相关议题极易被贴上特定标签的原因。全行星视角提供了消解对立的路径：保护环境是因为我本身就是环境的一部分。当这种觉知从抽象的口号转化为本体的自觉，立场的博弈就显得多余。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与冰川、塑料、细菌共享着同一套地质连带时，对万物的关怀将不再源于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源于生存事实的互助，生态性也不再可供选择进入的姿态[8]。在这种本体觉知下，被过度景观化的标签自然失效。

或许也应当对与“非人类邻居”的关系保持敏感，在这些具体的局部中打捞全行星意识。与一只宠物对视、观察一株植物的代谢甚至凝视一个在土壤中难以分解的塑料袋时，你都在触摸那个背后连接着的、巨大的生物圈网络。在行星视角下，家里的蟑螂、窗台缝隙的苔藓，都不再仅仅是需要被清理的害虫或被修剪的景观了，ta们也是方舟上的机组成员，拥有与人类平等的生存深度。我们可以给阳台留出一片不被完全干预的荒芜，我们也可以意识到，全行星就在这些微小、异质且不可完全穿透的生命褶皱里，而人类的每一个行为都通过无数隐形的物质路径，在行星规模上产生着真实的震荡。

人类能否从思想深处卸载掉根深蒂固的主权者幻想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习惯了有地图的导航，习惯了预设发展的目标与终点，但在全行星的黑箱现实中，我们应该接受一种没有地图的飞行状态[9]。这应当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姿态：在应对环境变迁、技术介入与物种演化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如何与非人类对象协作，而不是预设自己拥有改造自然的绝对权力。这种无主权共生要求我们承认，世界从来不是一个等待被修复的纯净整体，它始终处于各种物质与力量的动态组装中，我们要做的是在每一次具体的危机中寻找动态的调协，而非追求某种虚假的绝对秩序。

诺亚方舟已驶入无垠海域且无岸可回，那么方舟上最重要的文明逻辑就早已不是立场道德审判，而应是“共同无知”下的谦卑与互助。理想中，全行星尺度可以引导我们走向这个不再负罪的乌托邦。我们为自己的傲慢保持警醒，却不用再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感到原罪般的负累。新的思想坐标的建立，也必然会让地缘政治中的尔虞我诈、标签背后的道德清算既难堪又无力。如果我们能抛却主权者的锤头，去感知与我们同呼吸、共代谢的万物，我们便已踏上了这条通往本体共生的迁徙之路。

参考文献

[1] McCarthy, F. M. G., et al. (2023). The Crawford Lake sections: Prototype of the Anthropocene Series. The Anthropocene Review, 10(1), 148-176.

[2] Spivak, G. C. (2003). Death of a Discip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 Latour, B. (2017). Facing Gaia: Eight Lectures o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 Polity Press.

[4] Lovelock, J. (1979). Gaia: 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Morton, T. (2016). Dark Ecology: For a Logic of Future Coexist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6] Morton, T. (2013). Hyperobjects: 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7] Harman, G. (2018). Object-Oriented Ontology: A New Theory of Everything. Pelican Books.

[8] Morton, T. (2010). The Ecological Though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 Latour, B. (2018). Down to Earth: Politics i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 Polity Press.

陈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