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联动促内需 协同机制赋动能

（来源：经济参考报）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工具组合，旨在放大财政乘数效应，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从前几个月的政策实施情况看，专项资金通过财政与金融深度协同，撬动更多资源流向消费和实体经济。这一创新实践不仅有效激发了消费内生动力，扩大有效投资，更通过叠加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为扩内需由“政府投入拉动”向“配置优化驱动”的内生增长转型提供了关键支撑。

新型政策工具

充分利用财政金融互补功能

新型政策工具落地见效，核心在于充分利用财政与金融的功能互补性，厘清职能边界。

货币政策工具侧重于降低负债成本、改善短期现金流，引导银行将资金投向特定领域，但是受限于央行本金安全考虑和优质抵押品数量，货币政策难以独立承担长期的风险化解功能。金融市场虽具备风险定价与资源配置功能，能够撬动经济杠杆、实现效益放大，但在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内部化方面存在一定短板。

相比之下，财政政策资金风险承担能力强，在宏观结构调整和分配效应上优势明显，刺激作用更为直接，但在微观企业的效率甄别上存在局限。财政金融工具的功能差异和互补性决定了两者必须通过深度协同，利用财政资金的风险分担功能撬动金融资源向高正外部性领域渗透，并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资源配置与倍数放大作用，构建起“财政传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有机链条，驱动内需由被动修复转向资源配置优化，实现“1+1>2”的协同效应。

财政锚定属性直达实体堵点

财政政策立足于风险共担，旨在通过精准注资引导资金投向，确保政策导向与微观激励深度契合。

当前，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在引导消费、投资领域已取得显著进展。尤其是，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已成为投资端的重要支撑。但在执行层面仍面临挑战：一方面是政策拉动效应边际递减；另一方面是存在期限错配现象，2至3年的再贷款工具难以适配5至10年的重大装备回收期。为此，财政资金应实现从实物固投向微观流动性的战略转换。

第一，压降长周期固投贴息，防范跨期风险。重大装备投资回收期长，技术路径与市场准入存在较高的累积不确定性，若政府为此类项目提供长期信贷背书，极易将财政资源锁定在未来可能过时的产能中。因此，财政资金应适度减少对固定资产的直接信贷干预，留给金融市场充分发挥风险定价职能、进行资源有效配置的空间。

第二，强化流动性救助直达，提升杠杆效应。专项资金应精准投向订单履约、消费回补等流动性堵点，重点保障吸纳就业能力强、具备高正外部性的创新主体。研究显示，针对特定区域或微观主体的定向支持，其短期内需拉动乘数显著高于全国性政府支出的平均乘数。这意味着在经济恢复期，将资金从涉及严重投资时滞的固投领域转向具备正外部性（如技术外溢、稳岗效应）的微观救助，能产生更强的政策杠杆效应。

第三，构建硬约束退出机制，规避长期套利。必须明确政策的临时救助属性。短期聚焦缓解现金流压力，中期侧重通过稳岗返还稳定收入预期。同步设定1至2年的强制退出时间表，对资金拨付率低或不良率超标的工具实施坚决终止。同时，应合理设计贴息规模，确保贴息后利率不低于经济长期合理水平，防范由于利差过大诱发的跨市场套利，确保资源流向最具正外部性的部门。

金融回归本源强化甄别筛选

金融机构发挥风险定价功能，侧重于通过效率识别优化资源配置。研究表明，信贷资源配置面临激励机制不相容的阵痛。为此，金融机构必须在财政支撑下重塑筛选机制。

第一，强制风险留存，激发甄别动力。若缺乏明确的风险留存要求，银行在隐性担保预期下，倾向于依据政策标签而非生产率进行授信。这使得金融机构不承担实质损失责任因而缺乏甄别“僵尸企业”的动力，且出于审计合规安全考量，信贷资源将向具备信用背书的低效主体集中。因此，需明确要求参与财政协同项目的银行保留不低于10%至20%的初始风险敞口以实现风险共担。只有银行承担实质性损失，其才有动力识别并拒绝为生产率低下、长期依赖展期的“僵尸企业”续命，确保信贷资源流向有效需求。

第二，实施差异定价，促进产能出清。金融机构应回归风险定价本质，赋予银行根据生产率自主定价的权力。对产能过剩行业的低效企业维持高风险溢价，利用成本压力促进其市场化出清；而对因外部冲击导致暂时困难的高效企业，则实施精准贴息支持。这种奖优罚劣的定价机制，是防范信贷资源被低效产能长期锁定、提升资本周转效率的关键。

第三，完善容错组合，化解基层梗阻。针对小微业务设置3%至5%的差异化不良容忍度，落实尽职免责细则，配合专项手续费奖励，形成“敢贷、愿贷”的良性生态，化解信贷资源向重资产主体过度集中的惯性。

政府引导市场激活微观主体

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能够通过价格信号与竞争机制实现效率最优。然而，当正外部性无法内部化、信息不对称导致风险定价失真时，市场自发运作便会面临“想贷不敢贷、想借借不到”的梗阻。有为政府的核心正在于精准识别这些市场失灵领域，在不替代市场的前提下设计激励机制，将政策意图转化为经营主体的自愿行动。

政策性贴息发挥效能的前提是微观主体具备贷款意愿、商业银行具备授信意愿。然而其在现实中却面临某些困境：一些创新主体虽融资需求迫切，却因缺乏合格实物抵押品而难以穿透授信门槛，贴息红利无法直达目标群体。与此同时，信贷资源配置长期受制于分配惯性与资产属性偏向。数据显示，基础设施与重工业贷款占比偏高，而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占比低，高正外部性领域面临显著信贷挤出。为此，政府需通过机制设计激活微观主体活力。

第一，引入竞争奖补，引导信贷下沉。政府可利用专项资金建立首损补偿机制，将项目风险压降至金融机构的风险容忍度之内。同时，根据金融机构触达小微主体的深度给予阶梯式手续费奖补，通过买断风险、补足收益的市场化手段，驱动银行主动将信贷资源配置到具备潜力的轻资产、高正外部性领域。

第二，升级数智平台，补位信息缺失。依托数字化平台校正市场在信息采集上的缺失。利用大数据监测行业信贷规模与抵押品折扣率波动，识别因周期错配等情况而受损的优质领域。通过风险补偿信号校正市场波动期间的配置偏差，并利用多维经营数据对项目进行动态评价，从而平滑周期错配带来的存续风险。

第三，推广首贷机制，破解抵押依赖。针对创新主体缺乏合格实物抵押品的痛点，应深入推广“首贷户识别”机制。整合税务、社保、电力等公共数据为微观主体精准画像，将经营流量转化为可定价的信用额度。这不仅能有效内部化正外部性价值，更通过严谨的续贷审查识别真实经营潜力，防止信贷资源被低产出的“僵尸企业”通过盲目展期而长期占用。

专项资金并非简单的逆周期调节工具，而是深化财政金融联动、优化要素配置效率的结构性制度安排。其核心价值在于，充分结合财政和金融的优势，通过科学合理的政策设计引导市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风险的有效分担和正外部性的有效内化。

当财政的风险保障、金融的定价筛选与市场的数智补位形成合力，内需的修复将从依赖外部投入的被动模式，转向由要素配置优化驱动的自发扩张。唯有坚持在风险共担与功能互补上持续发力，方能让金融活水精准润泽实体根部，为我国经济的高效循环构筑稳固的内生屏障。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与贸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