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与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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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澄宇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且深刻。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清晰界定自身文明的核心特质、有效传播本土文化的精神内核，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文明体面临的共同课题。对于正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而言，“读懂与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命题，它直面“我们是谁，从何而来，去向何方”的根本性问题，是凝聚全体中华儿女文化认同的精神基石，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更是向世界清晰说明“何谓中国”、展现中国形象的关键抓手。

内涵解析：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什么？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凝练与形象外化，是一个由内而外、层层递进、相互关联、有机统一的整体，其核心结构可解构为精神理念、制度行为与物质符号三大层次。

精神理念层。精神理念层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最深层、最稳定、最核心的部分，是中华文明的“灵魂”所在，决定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气质、精神底色与发展方向。这一层次主要包含三大方面：一是宇宙观与哲学思想。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始终秉持整体思维与辩证思维，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作为核心宇宙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和谐相处；“道法自然”则体现了对客观规律的尊重与遵循；“阴阳五行”以阴阳的对立统一、五行的相生相克解释自然与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些宇宙观与哲学思想，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认知方式与思维逻辑。二是价值伦理与道德追求。这是中华文明在社会治理、人际相处、个人修身方面形成的价值准则与道德规范，是中华文明得以维系与发展的伦理基础。“和而不同”的包容智慧，成为中华民族处理民族关系、对外交往的重要原则；“民为邦本”的政治伦理，体现了民本思想，贯穿于中国历代的政治实践；“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描绘了人人平等、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三是精神品格与民族性格。这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风雨磨砺、攻坚克难中形成的精神特质与性格禀赋，是中华民族屹立不倒、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激励着中华儿女始终锐意进取、奋发图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包容胸怀，造就了兼容并蓄的品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舍生取义”的价值抉择，彰显了坚守道义的崇高气节。此外，中华民族还兼具勤劳勇敢、求真务实、革故鼎新、众志成城等精神品格，这些特质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成为推动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

制度行为层。制度行为层是连接精神理念“道”与物质符号“器”的桥梁与纽带，将抽象的精神理念转化为可操作、可践行、可传承的制度规范与行为习惯。这一层次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制度文明典范。中国古代的制度设计，是中华文明精神理念的制度化体现，展现了中国古代卓越的国家治理能力与政治智慧，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制度遗产，主要涵盖国家治理体系与知识传承体系两大维度。“大一统”的格局追求，源于“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与“和而不同”的包容智慧，成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制度导向；完善的文官体系与律令制度，则为国家治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与制度规范。这些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民为邦本”的政治伦理与求真务实的治理智慧，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在知识传承体系方面，史官制度以“秉笔直书”为原则，保障了历史的连续记载，形成了举世无双的史学传统；官学与书院并行的教育体系，既保障了官方对文化教育的引导与支持，也为民间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提供了平台，官学重经世致用，书院重自由研讨，二者相辅相成，使中华文明的精神理念能够通过教育得以代代相传。二是社会行为模式与文化习俗。这是精神理念与制度规范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最贴近民众的部分，包括礼乐文明、节庆习俗、生活美学与技艺等方面，使抽象的文明理念转化为民众的日常行为习惯与生活方式。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礼”与“乐”的结合，“礼”定秩序，“乐”和人心，二者相辅相成，旨在实现“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社会治理功能。节庆习俗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密码，是集体记忆的周期性强化与文化基因的年度激活。春节团圆守岁、清明慎终追远、端午爱国卫生、中秋期盼团圆等节庆习俗，成为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纽带。生活美学与技艺则将高深的哲学理念融入日常生活实践，使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成为民众可感、可触、可享的生活体验。茶道中的“和静怡真”、香道中的“颐养性情”、中医的“整体观与辨证论治”、饮食的“五味调和”，将哲学理念融入日常生活。这些生活美学与技艺，让中华文明的精神理念融入日常，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

物质符号层。物质符号层是文明精神与制度最外显、最易感知、最具传播力的物化成果，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形体”，也是面向大众和国际社会最直接的“文化名片”。它将抽象的精神理念与制度规范转化为具体的、可视的、可触摸的物质形态，是中华文明最直观的体现，具有鲜明的辨识度与感染力。一是宏伟的物质遗产。这类物质遗产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汗水的结晶，更是国家意志与文明精神的物质凝结，成为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标识。长城作为中国的象征之一，它不仅是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更成为守护和平、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象征；大运河纵贯南北，是古代中国沟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体现着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格局追求；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的桥梁，它不仅推动了中外商品的贸易往来，更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成为开放包容、文明交流的象征；故宫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巅峰体现，其建筑布局严整、规模宏大，既展现了高超的建筑艺术，也体现了古代的政治秩序与等级规范。此外，莫高窟、兵马俑、都江堰等物质遗产，也都各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物质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独特的文化符号。这类文化符号涵盖文字、文学艺术、代表性器物与物种等，是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广泛的影响力。汉字是维系中华民族大一统和文化认同的根基，无论地域差异、方言不同，汉字始终是连接中华儿女的文化纽带。文学艺术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瑰宝，以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记录了中华民族的生活百态、精神追求与时代变迁，成为展现中华文明精神内涵的重要载体；书法与国画以其独特的笔墨意境，抒写着中国式的美学精神；昆曲、京剧等传统戏曲，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演绎着中国的历史故事、道德规范与价值追求。代表性器物与物种则成为中国的自然与文化双重象征。瓷器、丝绸、青铜器代表了中国古代高超的工艺水平。熊猫以其憨态可掬的形象成为中国对外友好交流的象征；黄河与长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成为中华民族的自然象征。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一个以精神理念为“魂”、以制度行为为“骨”、以物质符号为“形”的三位一体的生命共同体。三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精神理念决定了制度行为的设计与物质符号的塑造，制度行为是精神理念的落实与物质符号的支撑，物质符号是精神理念与制度行为的外化与体现。

时代价值：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做什么？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对内凝聚国魂、筑牢认同，对外清晰表达、促进理解，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也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

对内维度：凝聚国魂、筑牢认同。一是筑牢历史认同与文化自信的根基。系统性地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能够对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资源进行系统梳理、深度阐释与形象呈现，为全体国民，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一幅清晰、壮阔、生动的中华文明“基因图谱”，让民众清晰地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核心内涵、精神特质与时代价值，深刻理解脚下土地的历史深度与文化厚度，从而从历史纵深感中建立起对自身文化的坚定认同，筑牢文化自信的根基，增强民族自豪感与归属感。二是凝聚民族精神，提供复兴动力。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能够从中华文明的精神理念、制度行为、物质符号中，提炼出契合当代发展的民族精神，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厚德载物的包容胸怀、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天下为公的担当精神等，为全体中华儿女提供共同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引领，凝聚起攻坚克难、奋勇前进的民族力量，为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提供强大的精神激励，为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与精神支撑。三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涵盖各民族贡献的文明标识体系，能够全面、生动地展现各民族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展现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历史事实，能够让各民族民众清晰地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各民族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从而强化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各民族同心同德、携手共进。

对外维度：清晰表达、促进理解。一是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一个系统、完整、生动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能够超越政治、经济的单一维度，从人类共同情感和价值关切出发，向世界展现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热爱和平、开放包容的文明大国形象：通过“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理念，展现中国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对外理念；通过丝绸之路、大运河等物质符号，展现中国开放包容、善于交流的文明特质；通过熊猫、瓷器等文化符号，展现中国可爱、可亲的国家形象，让世界全面、真实、生动地了解中国，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国家形象。二是掌握国际话语权，破除“解释赤字”。构建自身文明标识体系，就是要建立起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用中国的文化逻辑、价值理念来解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例如，用“天下观”“和合文化”来解释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比生硬的政治术语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用“民为邦本”的理念来解释中国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世界理解中国发展的根本目的。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所蕴含的“和而不同”“仁爱共享”“协和万邦”“天人合一”等理念，为解决这些现代性困境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思路：“和而不同”为不同文明的相处提供了原则，主张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和谐；“天人合一”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思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和万邦”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方向，主张世界各国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将这套体系清晰地呈现给世界，让中华文明的智慧为世界所认知、所借鉴，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要贡献。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一项“固本培元”与“开窗亮牌”并重的战略性工程。“固本培元”旨在筑牢国内的文化认同与民族凝聚力，守护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保障国家文化安全；“开窗亮牌”旨在向世界清晰展现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对内，它关乎文化安全与民族向心力；对外，它关乎国家形象与国际影响力，二者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统一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实践。

实践路径：如何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复杂性的宏大工程，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多措并举、协同推进。

根基：深化研究与系统阐释。一是实施中华文明探源与深化工程。要继续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加大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投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碳十四测年、基因检测、遥感考古等，对古代遗址、文物进行深入研究，完善中华文明的史料证据链，实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多元起源与融合发展进程，清晰梳理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同时，要加强对各民族文化遗址、文物的考古研究，全面展现各民族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贡献，为标识体系的构建提供全面、真实、丰富的史学依据，让标识体系的构建立于坚实的历史基础之上。二是开展跨学科的学理阐释。要组织跨学科的研究团队，整合各学科的研究力量与研究方法，对文明标识的核心概念、符号、内涵进行系统性梳理与现代性阐释。一方面，要厘清核心概念与符号的历史内涵与发展脉络，确保阐释的准确性；另一方面，要结合当代社会的发展实践，挖掘核心概念与符号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实现古今对接。同时，要用现代学术语言和世界能够理解的话语体系，讲清楚“天人合一”“仁爱”“和谐”等核心理念的内涵与价值，为标识体系的国际传播奠定学理基础。三是推进体系化编纂与数字化存档。要对中华文明的各类标识进行系统整理、标准化定义，编撰权威性的《中华文明标识大典》，涵盖纸质版与数字版，对标识的内涵、历史、价值、表现形式等进行全面、系统的描述与解读，建立统一、规范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标准，避免标识解读的碎片化与随意化。同时，要顺应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将文物、古籍、非遗、历史文献等各类文化资源全面数字化，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数字化资源进行整合、分析与挖掘，形成可检索、可分析、可再创造的中华文明资源库。

核心：推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是科技赋能，打造沉浸式体验。运用VR/AR、人工智能、元宇宙、全息投影等现代技术，重建古代场景，让用户“穿越”到敦煌洞窟、行走在汉唐街市、参与兰亭雅集、体验端午习俗，实现与文明标识的沉浸式互动，让民众直观、生动地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使学习了解中华文明的过程变得轻松、有趣，提升民众的参与度与接受度。二是文艺创作，注入现代表达。鼓励和支持《只此青绿》《国家宝藏》《长安三万里》等成功模式的文艺创作；充分运用电影、电视剧、纪录片、舞蹈、音乐、综艺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挖掘中华文明的历史故事、文化符号与精神内涵，赋予传统故事和符号新的艺术生命；扶持网络文学、动漫、游戏、短视频等新兴业态对中华文明元素进行合理改编与创新，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文化IP，让中华文明标识通过新兴业态走向年轻民众，走向世界。三是文旅融合，构建场景化空间。高标准推进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通过场景化的打造，让民众身临其境感受文明标识的内涵与魅力。同时，要推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活态保护，避免过度商业化，保留其原有的文化风貌与生活气息，发展深度文化游、研学游，组织游客走进历史文化场景，参与传统民俗活动，让游客在真实场景中感受文明脉动，实现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四是文创设计，融入日常生活。引导设计界从传统器物、纹样、色彩、书法、绘画等中汲取灵感，将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开发兼具文化内涵、美学价值与实用功能的文创产品，让民众在使用文创产品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实现文明标识的日常化、生活化传承。

通路：加强国民教育与全球传播。一是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核心内容系统融入国民教育的各个阶段，从娃娃抓起，培养民众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自豪感。在中小学教育中，要以符合各年龄段认知水平的方式，将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历史故事、文化符号融入教材与课程设置中，让中小学生直观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同时，要广泛开展研学实践活动，组织学生走进博物馆、考古遗址、文化圣地、国家文化公园，进行现场教学，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体验中感悟。在高等教育中，要加强通识教育，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或系列讲座，整合高校的学科资源，深入讲解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提升大学生的文化素养与批判性继承能力。二是构建立体化传播格局。构建对内对外一体化、线上线下相结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协同的立体化传播格局，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传播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升传播效率与效果。在对内传播方面，依托主流媒体的权威性与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力，打造一批高质量的文化类品牌栏目和自媒体账号，如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典籍里的中国》等，持续输出优质的文化内容。善用短视频、直播、H5、图文等轻量化传播手段，适应民众碎片化的阅读习惯，让中华文明标识的传播更贴近民众、更接地气。同时，充分利用社区、学校、企业、乡村等基层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如文化讲座、非遗展演、传统节庆活动等，让文明标识走进基层、走进民众。在对外传播方面，要破解文化差异与语言障碍，创新传播方式，让世界听懂中国声音、读懂中国文化。一是实施精准翻译工程，设立国家级项目，组织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等领域的专家，系统攻克核心概念、典籍书名、文物术语的精准外译问题，建立权威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库，确保文明标识的内涵在翻译过程中不流失、不歪曲；二是运用“故事化”叙事策略，改变宏大的宣传腔调，聚焦个体、家庭、社区的真实故事，通过“小切口”展现“大主题”，让国际社会通过真实的故事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三是坚持借船出海与平台建设相结合，积极与国外知名博物馆、文化机构、影视平台、汉学家开展合作，共同策划文化展览、拍摄纪录片、举办文化年/节等活动，利用国外的传播渠道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全力运营好在YouTube、TikTok、Facebook等国际平台上的官方账号，打造直接面向海外受众的传播阵地，输出优质的中文文化内容，提升中华文明标识的国际传播力。

保障：强化顶层设计与协同机制。一是加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与领导。从国家战略高度统筹推进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建议成立跨部门的国家级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领导小组，统筹中宣部、教育部、外交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多个部门的力量，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避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制定出台《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建设中长期规划》，明确标识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阶段任务、时间表、路线图，为标识体系的构建提供清晰的战略指引。同时，要建立常态化的工作协调机制，定期召开工作会议，解决标识体系建设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二是建立健全法律与政策支持体系。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标识体系的构建、利用与传播提供法治保障。进一步完善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严厉打击文化遗产盗窃、破坏、侵权等行为。同时，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出台激励政策，加大对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建设的财政投入，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文化研究、文艺创作、文创开发、文化传播等相关工作；对从事传统文化创新转化、文化传播的企业、社会组织给予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政策扶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文化创新领域，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三是营造社会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鼓励地方政府结合本地的文化特色，挖掘地域文化标识，将地域文化标识融入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丰富标识体系的内容；鼓励企业发挥市场优势，参与文创产品开发、文化IP打造、文化旅游融合等工作，推动文明标识的市场化转化；鼓励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开展文化研究、文化传播、文化交流等活动，为标识体系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持与社会支撑；鼓励公民个人积极参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从自身做起，学习传统文化、践行传统美德、传播文明标识，成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与传播者。同时，要设立国家文化荣誉制度，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形成“人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局面。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资深教授、文化发展与传播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