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冤者辩 为功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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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川集》（齐之鸾撰，刘红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较为完整地保存了齐之鸾于嘉靖八年以前完成的诗文，通过与友人的诗文往来，尤其是《历官疏草》的奏疏，翔实地反映了明朝正德、嘉靖时期朝廷的政治生态、士人命运以及社会发展状态。
齐之鸾（1483—1534），字瑞卿，号蓉川，南直隶安庆府桐城人。明正德六年（1511年）中进士，先后担任庶吉士、刑科给事中、兵科左给事中等官职。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在江西发动叛乱，明武宗下令征讨，齐之鸾随军出征，主要负责疏奏机务。平叛成功后，他又先后历任宁夏佥事，河南、山东副使，河南按察使等职务。
齐之鸾学识渊博，文采宏丽，尤其是奏疏写得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其奏疏“词多剀切，犹可想见风采”。他为官正直清廉，是桐城历史上第一位翰林，对明清时期桐城派的兴起有先导作用，现存著述《蓉川集》《入夏录》。
宁王之乱牵连无辜，齐之鸾秉公上疏
宁王朱宸濠叛乱后，时任赣南巡抚的王守仁（王阳明）仅用四十三天就将叛乱平定。然而，王守仁的平叛功绩并未立刻获得朝廷封赏。相反，因叛乱速平，朝中张忠、许泰等人事平后才率军抵达，未立寸功，便想窃取平叛大功。他们以搜捕叛逆余党为名，大肆抓捕无辜士人和平民，甚至连平叛有功的江西按察使伍文定也被诬陷为附逆。作为随军南征的官员，齐之鸾随即向皇帝上奏《清理刑狱疏》，从案情需详加审查、区分情节轻重、启用多官复审、避免久拖不决等方面，为受叛乱牵连者极力辩解，争取权益。
《清理刑狱疏》中这样写道：
朱宸濠反叛，我等各自遵令随军纪功。各路擒获的囚犯，虽在江西等地送交我等审问，但因军队回程时间紧迫，政务繁杂，未及详细审议，仅依靠江西按察司和各提督送来的审理结果。也有未经送审直接押送的，在情理和法律上显然可矜可疑。
除钦定案件外，囚犯的情况复杂多样，若不仔细审查，恐难避免情理和法律不能充分体现从而损害公正的情况。皇帝到通州后传旨查抄陆完等人，这些人犯罪情节轻重有别，很难在法律上一概而论，需详加审查。在法司、锦衣卫关押的囚犯，有的被严刑逼供成案，有的拘泥于文书案卷，多有冤屈。今后审理案件务必依法，不得随意加重处罚。
江西及其他地方，因朱宸濠叛乱失败，以及有人举报谋反、妖言等事件，一时急于追捕余党，未能详细审查，未免有些人是错误逮捕的。衙门必须严格详细审查，若确实是被冤枉的，应立即释放；若是被迫顺从的，要问个明白，并上奏请示，不得冤枉或长期拘押监禁。朱宸濠谋反一事，有于战场上擒获的真正参与共谋的逆贼，也有临时胁从者，以及曾与宁王有过交往但不曾参与谋反的。依律拟定罪名，再会多官复审，达成一致意见后上奏定夺，不得轻纵或冤屈。
如今天气炎热，疾病易发，监狱中的囚犯尤其需要怜悯。若蒙陛下恩准，请求法司不要拘泥于既定案件，不要观望拖延，立即逐一详细审讯，若有冤屈且罪不至死的，立即查明事情上奏，若确实罪行属实且罪当其罚，然后再从重议拟，请求陛下裁决。陆完等人也要严格审讯，有冤屈的平反，罪行属实的从重处理。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刑罚的滥用，避免有人枉死，陛下的好生之德也将深入民心。
《清理刑狱疏》彰显明代慎刑思想
历朝历代，谋逆都是大罪，为“逆党”辩解，无论是否有法律依据，都有可能触怒皇帝龙颜，轻则丢官罢职，重则性命不保。但齐之鸾绝非逞血气之勇，《清理刑狱疏》有理有据，体现出明代对慎刑思想的认知。
《清理刑狱疏》所称“可矜可疑”，“可矜”是指犯人自身或作案动机方面存在值得同情、怜悯的特殊情况，如“年方十五，尚属儿齿”，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属于未成年人的，属于“可矜”；“可疑”是指案件在审理中尚缺失部分证据或存在无法确定的地方，如“寸赃无闻”缺乏物证的案件。两者合称为“矜疑”。对于可能存在矜疑的案件，通常需要“再与勘问，通行备由，奏请定夺”。对于确定有可矜疑之处的罪犯，通常减轻处罚，如原应判处死刑的，改为流放戍边。
明代司法权一分为三，分别设立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明史》记载：“三法司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大理寺负责对刑部、都察院及其他司法部门的案件进行复审，对于案件的审查主要采用书面审查的方式。对于大理寺官员工作的考核“以能按律出人罪者为称职”，即大理寺官员的工作任务是依照法律寻找出罪的理由，这也体现出“大理寺之设，为慎刑也”的机构设立初衷。
《清理刑狱疏》所提及的“再会多官复审”，是明代司法中最具特色的会审制度。会审，即由三法司联合审理案件。《明史·职官志》中记载了三法司在三司会审时具体的分工协作方式：“三法司会审，初审刑部、都察院为主，复审，本寺为主。”三法司会审的案件主要是皇帝重视的大案要案，除此之外还有对厂卫所办案件的“诏狱”会审和对疑难案件的恤刑会审。恤刑会审逐步发展为五年举行一次的“大审”，因此也被称为“五年审录”“五年热审”，主要是会审在押的死罪囚犯和累诉冤枉的囚犯。
《清理刑狱疏》提到“法司、锦衣卫关押的囚犯，或有被严刑逼供成案的，或有拘泥于文书案卷的，多有冤屈”。根据明代案件管辖分工，宁王叛乱案属于锦衣卫管辖范围。不过锦衣卫没有定罪的权力，审完的案件需要“送刑部拟罪”。嘉靖年间，工部官员陆粲上疏斥厂卫专权：“诏狱所寄，兼有访察之威，人多畏惮。自来访拿人犯送过法司，往往止依原案拟罪，或明知有冤不敢辨理，斯实累朝因袭之患，非一日之故矣。”当时三法司官员多忌惮锦衣卫的特权，害怕打击报复，一般不敢改变锦衣卫拟定的罪名。而齐之鸾直接指明锦衣卫办案“多有冤屈”，其正直敢言实属难得。
《清理刑狱疏》之后，齐之鸾又多次上奏向皇帝表明王守仁在平叛中的功绩，以及张忠、许泰等人虚报功绩的情况。齐之鸾的一系列行动，尽显其不畏权势的刚正、明辨是非的清醒与坚守公义的担当。他既不为功臣的功绩被埋没而沉默，也不因小人的虚假行径而妥协，始终以事实为依据，以公道为准则，成为朝堂之上维护功过分明、奖惩公正的重要力量。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