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泥土与光之间，与古蜀对话

外汇
5小时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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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小强
　　倘若考古学是一门与时间对话的学问，那么《又见三星堆》便绝非一部简单的发掘报告，而是一封写给古蜀文明的情书——既饱含敬畏，又充盈理性。
　　它没有沉溺于器物之奇、黄金之炫，而是以一种近乎谦卑的姿态，将读者带入一个由竹签、毛刷、三维扫描仪与显微镜共同构筑的考古现场。在那里，每一次拂去尘埃，都是对历史密码的一次破译；每一次数据比对，都是对文明基因的一次追踪。
　　这本书最令人耳目一新之处，在于它彻底颠覆了传统考古书写的固有范式。过去，我们读到的考古著作，要么是冷峻的技术报告，通篇充满了地层编号与器物分类；要么是浪漫化的文化想象，用现代语言生硬地为古人代言。
　　而《又见三星堆》找到了第三条路径：让科技成为叙事的主角，却不失人文温度；聚焦考古细节，却始终不忘宏大的文明追问。作者并未急于给出既定答案，而是邀请读者一同“在场”——看考古队员跪在方舱里，用牙科工具小心翼翼清理金箔；听文保专家围坐讨论，为象牙脱水方案各抒己见；甚至能感受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时任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在退休前夜，接到新坑发现消息时那难以言喻的激动。这种过程性书写，让考古不再是尘封的结论，而成为一场正在进行的、充满未知的探索。
　　尤为可贵的是，本书对科技的理解并非流于工具主义。书中展现的“科技觉醒”，不只是高精尖设备的简单堆砌，更是一种考古方法论的深刻革新。从“给文物上户口”的精确三维定位，到在灰烬中捕捉仅1.8毫米的丝素蛋白信号；从用锶同位素追溯象牙的原生产地，到通过数字孪生技术虚拟拼合神树残件——这些技术手段被有机编织进叙事肌理，成为解开古蜀谜题的钥匙，而非刻意炫技的装饰。
　　更深刻的是，正是这种多学科协同的“实验室田野化”模式，让三星堆的发掘成为一项系统性的知识生产工程。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正从经验主导向数据驱动稳步转型。
　　然而，《又见三星堆》并未因此沦为冰冷的数据汇编。恰恰相反，它在科技的骨架之上，披覆了一层温润的人文肌理。书中反复浮现的意象——朱砂的赤红、象牙的莹白、青铜的绿锈、金箔的微光——不仅是沉默的物质遗存，更是古蜀人精神世界的鲜活投射。
　　本书通过对色彩、材质、工艺的细致描摹，试图还原一个有温度、有信仰、有仪式感的古蜀社会。
　　当然，本书最富洞见之处，在于它对“三星堆何以成为三星堆”的重新诠释。长久以来，三星堆被不少人视为文明的“失落孤岛”，其奇异的器物造型，常被拿来佐证各种离奇猜想。
　　《又见三星堆》则以扎实的证据链，有力驳斥了这种神秘主义倾向。无论是通过玉料溯源，证实其与长江中下游文明的紧密联系；还是通过海贝、绿松石的发现，揭示其发达的远距离贸易网络；抑或是通过顶尊跪坐人像，展现其与中原礼制的深度互动，本书都在反复强调：三星堆并非封闭的文明奇观，而是一个高度开放、善于吸纳、勇于创造的区域性文明中心。
　　它的“奇”，源于其强大的文化整合能力与独特的神权表达方式。这种祛魅化的处理，让遥远的三星堆显得愈发真实可触。
　　此外，本书对“破碎与重生”主题的处理，极具哲思意味。从1986年出土的残损神树，到2022年跨坑拼合完整的青铜人像，文物修复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技术行为，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历史对话。
　　书中描写郭汉中父子两代修复师的手艺传承，以及他们在残件上发现古人曾用铜丝修补的痕迹时的震撼，令人动容。这一场景暗含着一个深刻命题：文明的延续，本身就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修复。我们今日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接过古人的工具，继续完成他们未竟的文明拼图。
　　这种对修复行为的深层反思，赋予了考古工作独特的伦理维度——我们不仅是在复原残缺的器物，更是在修复断裂的历史记忆。
　　当然，本书亦不回避考古工作的局限与困惑。第九章专论“无字之谜”，坦诚面对三星堆大量未知符号时的无力感。那些扭头跪坐人像、猪鼻龙形器、龟背形网格状器，至今仍是未被破解的文明暗码。但本书并未因此陷入虚无，而是将这种未知视为文明最动人的魅力所在。正如书中结尾所问：“如果能重返三星堆，你最想见证什么？”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却能激发读者对历史可能性的无限想象。这种留白，既是学术诚实的体现，也是文学智慧的彰显。
　　归根结底，《又见三星堆》的成功，在于它找到了考古写作的黄金比例：七分实证，三分诗意；七分冷静，三分深情。它既是一部记录新时代考古范式的标杆之作，也是一曲献给所有在泥土中追寻文明之光的考古工作者的赞歌。
　　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考古不是“挖宝”，而是倾听；不是占有，而是理解；不是终结谜题，而是学会与谜题共处。
　　在这本书里，三星堆不再是遥远而冰冷的文明奇观，而成为一面映照我们自身文明自觉的镜子——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处，在已知与未知的边界上，我们终于得以“又见”那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古蜀世界，也在回望历史的过程中，重新看见了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