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之精髓，非止于形骸之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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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徙木立信，法行天下　绘画：孙惠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强调“法之必行”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明代万历朝首辅张居正在《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中讲道：“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意思是：“治理天下，制定法律政令、听取意见是相对容易的，难点在于法律政令的有效施行和意见的最终落实。如果治国者只是过问事务而不考核其结果，只是兴办事务而不常常监察，则国家没有考核分辨的能力，官吏存有敷衍了事的心思。那么，即使是尧、舜做君主，禹、皋陶做辅佐，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成效。”治国理政，立法只是一个开端，将法律贯彻落实，取得实际治理效果才是最终目的，而法律的有效施行往往是最难的一步。

　　中国古代统治者很早就意识到“法之必行”的意义。《商君书·画策》曰：“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秦代奉行以法治国理念，“事皆决于法”，强调以法律作为分辨是非曲直、判断行止对错、决定赏罚适用的重要标准。将法律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不断创制、修订法律，“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统治者自称法律得到切实施行，人人“皆遵度轨”，达到了“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的法治效果。那么，如何确保“法之必行”，答案也可在历史中寻找。

　　树立法治公信力。《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云：“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即小事上确立了公信力，大事上也就有了公信力，贤明的治国者善于积累公信力。反之，如果赏、罚没有公信力，那么法令也就难以推行。《商君书·修权》中也说：“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意为“如果民众能够相信奖赏会兑现，那么事业就能成功；如果民众相信刑罚会执行，那么奸邪就难以发端”。可见，公信力是实现法治的重要保障。商鞅在秦国变法之初，因担心制定好的法令无法推行，便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三丈之木，宣示如有能移此木于北门者，给予十金的奖赏。起初无人相信，商鞅又将奖赏追加至五十金。后来，果然有人完成此事，商鞅立即兑现了奖赏。通过“徙木”之举，商鞅给民众树立了国家“有法必依”的诚信形象，为法令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确保法律施行的公平公正。《商君书·赏刑》中说：“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即上至卿相将军下至庶人百姓，只要不遵守法令，违法乱纪，就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其人此前是否有功有善、道德高尚、奉公守法，一旦违法，皆不能徇情枉法，以此确保法治的顺利推行。只有坚持公平公正，做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韩非子·有度》），法律才能顺利实施。商鞅变法期间，太子犯法。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于是依法论太子之罪，施刑于其傅公子虔、其师公孙贾。正因为执法不避权贵，所以《史记》记载，到了第二天，“秦人皆趋令”（《商君列传》），法令得到了普遍遵行。

　　做好全民普法宣传。《韩非子》有云：“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家们强调法律的公开与普及，统治者们也认识到了民众知法才能守法。“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秦国重视法律的教化和禁止功能，认为圣王制定法律以教化人民、禁止邪恶。《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曰：“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是以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所以要求官吏向民众传播法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知之”。秦汉的诏书中也可以看到要求将法令“亟布”（《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汉书·平帝纪》）。普法的意义何在？《商君书·定分》曰：“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即法律清晰易懂，官吏教导宣传，民众就能清楚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管理好自己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就能做到天下大治。可见普法是实现法治的基础。另一方面，《商君·书定分》又认为：“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官吏若知道民众熟知法律并懂得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官吏也就不敢侵犯民众利益。也就是说，做好普法也有利于实现全社会对官僚系统的监督。官民皆知法、守法，国家也就达到了法治。

　　重视吏治。《孟子·离娄上》中讲：“徒法不能以自行。”即仅有法不能达到法治，法不能自己发挥作用，而必须通过人来施行。法律必须通过官吏的传播和执行来实现，官吏是实现法治的重要媒介。两千多年前，秦人就十分重视对官吏的管理与监督。《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中记载了南郡守腾对基层官吏的训诫，他讲道：“凡法律令者，以教导民，去其淫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也。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泆之民不止，是即废主之明法也，而长邪僻淫泆之民，甚害于邦，不便于民。”意思是，“法的作用是导民向善，如今法已比较完备，但吏民不用，这就是废格明法，助长奸邪，既不利于国家，也不利于民众。”法律令现已颁布，应该严格执行，县道官员如果对吏民的违法行为知而不举告、论处，那就是废法助恶，为臣不忠；如果对违法行为全然不知，那就是为官不胜任、才智不达标；如果明知有人违法而不敢追究，那就是不正直廉明。而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是大罪。所以他要求县道官吏“明法律令”，知法而后守法、用法。在依法施政的过程中，官吏要恪守法规，注重文明执法，不能苛责于民。《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中说：“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严刚毋暴。”又提到吏有五善、五失，一定要“戒之戒之”“谨之谨之”“慎之慎之”“綦之綦之”等。皆可见古代治国理政中对吏治因素的重视。

　　建立健全法治保障机制。《商君书·画策》载：“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这是说：“每个国家都有法律，但缺少确保法律得到有效施行的法律。”所以就会导致违法不断、国家混乱。即“有法可依”之后，还需要有一套确保“有法必依”的机制，这样，才能落实法治要求。

　　立法只是起点，行法才是根本，让“法之必行”成为常态，让千年法治智慧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为国家发展注入坚实法治力量。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本文系西北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委托项目（XJPFZSX20240113A03）及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XJYZ202402）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