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在面皮里的 “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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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内蒙古日报）

转自：内蒙古日报

□王宗

　　“噔噔噔……”

　　在北方腊月凛冽的寒气里，没有什么比厨房中透出的暖光与密集的剁馅声更能宣告春节的来临。

　　这声音坚定而欢快，是中国家庭为一场最重要团圆仪式奏响的序曲。而在仪式中央的，常是一盘热气蒸腾的饺子。

　　饺子，貌不惊人，却是包在面皮里的“中国史”。

　　一段神话，能把饺子的出处推到盘古之时。开天辟地之时，女娲炼五彩石补天，又用黄土造了泥偶并赋予其生命。可一遇下雪天，泥人之耳会被冻掉。女娲为了补救，便在其耳朵上扎个小孔，以线系牢，另一端则让泥人用嘴咬住。耳朵因而扎紧，从此不再掉下。过年前后，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节，容易冻掉耳朵，人们为了自保，每逢过年，无不立刻包状如耳朵的饺子吃，意喻已咬住那带线（馅）的耳朵（即饺子）。

　　文献中关于饺子的起源，与张仲景有关。

　　东汉建安年间（公元196年—220年）的隆冬时节，辞官归乡的张仲景目睹白河两岸冻馁交加的民众，在南阳搭起医棚。他将羊肉切碎，搭配辣椒、桂枝等辛温药材，以面皮包裹成耳朵形状，独创出兼具疗效与饱腹功能的“祛寒娇耳汤”——娇耳便是饺子的雏形。

　　考古学者于1959年，在新疆吐鲁番唐代墓葬出土的木碗内，发现有一保存尚完好、长约5厘米的小麦面制作的月牙形饺子。这正说明了当时的西域，已有由中土传去的吃饺子习俗。

　　宋元时期，人们称饺子为角子或角儿。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今开封）的市食，有水晶角儿、煎角子等；《武林旧事》中，记有临安（今杭州）市食诸色角儿；《饮膳正要》内所列举的饺子，有时萝角儿、撇列角儿等诸多种。

　　到了明代，正式出现“饺子”的名称，并将它列入春节的节令食品。如《万历野获编》中，就提到北京的名食，有椿树饺儿。清代，饺子另有煮饽之名，例如李光庭所撰的《乡言解颐》便指出：“除夕包水饺，谓之煮饽”。

　　可见，小小的饺子穿越千年，最终在明清时期，与春节绑定，成为辞旧迎新最鲜明的符号。

　　如今，春节的饺子，是时间哲学的形象代言。它守在旧岁与新年交接的子时下锅、出锅，人们称它为“更岁饺子”。这一刻，吃下的仿佛不是食物，而是流走的时间与崭新的希望。

　　饺子的形状，也被想象力赋予了瑰丽的象征。它似耳，相传能保佑严冬不冻伤；它如元宝，便有了“招财进宝”“揣元宝”的吉名。一口咬下，咬到的可能是硬币的“财运”、糖果的“甜蜜”、花生的“长生”或枣子的“早生贵子”。这些藏在馅里的“彩头”，是寻常百姓对美好生活最直白、最热忱的祈愿。

　　然而，饺子的意义远不止于祈福。它本质上是团聚的仪式。那“和（合）面”“交（饺）子”的谐音，道尽了国人对团圆的向往。

　　民俗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制作饺子对家人亲友所起的亲和作用，远胜于吃饺子本身。” 正是这份亲手制作的参与感与围炉共话的温馨，让饺子超越了地域与民族，成为中华大地上一种共通的情感语言。

　　当我们的目光越过长城，落在辽阔的内蒙古高原，这幅以饺子为纽带的团圆画卷，便增添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笔触。在这里，饺子不再是哪一个民族的专属，它早已融入多个民族的血脉，成为共同节日记忆的一部分。

　　在多伦县，民间流传着“不吃饺子不算过年”的说法。当地群众在除夕之夜，阖家围坐。这顿饺子，与喷香的手把肉一起，构成了民族团圆宴上不可或缺的美食。

　　在土右旗的小召子村，当地人的年俗更为独特：包饺子时，他们会特意准备两种——一种是馅中不放任何调料的“接神”饺子，用于仪式；另一种则是调好味的，专为“接神”后全家人的团圆宴所食。

　　而生活在呼和浩特市的满族同胞，则亲切地将春节吃饺子称为“揣元宝”。他们的年夜饭餐桌上，饺子与特色的黏豆包、丰盛的“八大碗”菜肴相得益彰，既有来自山林草原的馈赠，也融汇了多重的烹饪智慧，体现出文化的兼容并包。

　　当千千万万个家庭同时举箸，分享同一形状的祝福时，我们便能深切地感知到：正是这些共享的节日习俗、相通的情感价值，像交织的经纬，编织成了坚韧而美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在别处，就在这热气腾腾的烟火人间里，在每一个寄托着“更岁交子”期盼的、元宝般的饺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