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麦子背后的父子元宵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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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已经很多年了，我还保留着一粒麦子。

对，就一粒麦子。上海有两千多万张嘴巴吃饭，恰恰没有几个人在种麦子，很多人甚至不认识麦子只见过面粉。这粒麦子是父亲无意中夹带而来的，父亲是秦岭山中的农民，那是他唯一一次来上海过年。

我们老家过年有一个习俗：三十晚上火，十五晚上灯。记得小时候过年，最热闹的也就这两天。三十晚上，家家都会烧一炉旺旺的木炭火，围在一起暖暖和和地聊天，窗外常常是纷纷扬扬的大雪；十五晚上，每家每户都要挂大红灯笼，孩子们都要提着一个灯笼挨家挨户地串门。有时候村里还会组织玩灯，兔子灯、鲤鱼灯、燕子灯，各种各样的灯浩浩荡荡地在村子里跑来跑去，这是我们小时候唯一看到的“动画片”了。

当年，父亲是扎灯笼的高手。别人家的灯笼是麻秆扎的，不经烧，稍微有点风，或者一晃荡，就烧掉了。而父亲扎灯笼用木板，而且是松木的，灯笼点着了，一热，就散发出炒松子的清香。所以我们家的灯笼，无论被高高地挂在门头，还是被我们提在手中满村子乱跑，都不会熄灭。很多人都羡慕我们家，因为灯火不熄是个吉祥如意的好兆头。

城市的年，看似十分丰盛，其实过得十分简单，也就吃吃年夜饭，看看春晚。所以，我心心念念地等元宵。我和父亲在一起过元宵，时间更加久远，恐怕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我的计划是吃完了元宵，便带父亲去豫园赏灯，让父亲寻找一点当年的感觉。但无论我怎么劝说，他一会儿说自己头晕，一会儿说自己想困觉了。

我怎么才能让父亲高高兴兴地过一个来之不易的上海年呢？正万般无奈的时候，我透过阳台看到了窗外：“你们快来看看，好大的月亮啊。”我一眼就认出了，月亮确实比平时要胖一圈。

我在上海二十多年了，由于无从排解对故乡的思念，便患上了一个毛病——喜欢看月亮。圆的、缺的，我都喜欢看，目光一接触月亮，就像摸到了亲人的脸。而上海的月亮，在霓虹灯的干扰下，尤其遇到了灰蒙蒙的天空，像患上了黄疸肝炎那么无精打采。所以，我常有的办法，就是赶到郊外，比如佘山，比如淀山湖，看看健康一点的月亮。更多的时候，只能去小区对面的绿化带，站在一棵香樟树的阴影里。

爱人拉着父亲来到了阳台，她说，有消息已经讲了，这轮月亮是几十年来最大最圆的。也就是说，在场的人中，除了父亲以外，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月亮，而且谁也不敢肯定在剩下的生命中还能看到第二次。我在想，上天也许在亘古以前，就调整好了自己运转的速度与角度，要在某一个夜晚，为我与父亲安排这么一次，也许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大团聚。

月亮刚刚从东边升起，一会儿挂在树梢，一会儿挂在楼顶，一会儿挂在半空，它好像在徐徐地踮起脚尖，想把千里之外的山山水水与上海的街街巷巷，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中，想把昨天与今天的时时刻刻全部浓缩在自己的怀抱中。

父亲与我们一起坐在阳台上，欣赏外面的景色。此时，家家户户的窗户都亮起了灯，父亲问我，这些楼里住了多少户人家？我告诉他，仅仅我们小区就有一万多家吧。父亲若有所悟地说：“一家有三四个窗子吧？难怪有那么多窗户都亮着，这景致真好看啊。”

当我在欣赏月亮的时候，父亲欣赏的是万家灯火，而且是他第一次认定的景色。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其实月亮代表的，并不是团聚，而是缺憾。人们在不能团聚的时候，借着共赏这轮圆月的机会，让目光与灵魂在月亮中来一次无奈的相遇。

这不过是我们这些所谓的风雅之士的幻想罢了，作为一个农民，父亲并不懂得在思念之时，举头望明月，低头想儿子。他只知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掌起一盏灯，照亮一扇窗户，等待着游子的归来。故乡不灭，那盏灯就不能灭，那扇窗户就不能灭。

过完元宵，父亲就吵着要回家了，不就是急着回去点亮那盏灯，点亮不灭的故乡吗？可惜的是，父亲在几年后就不在了，故乡的那盏灯已经熄灭了，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家欣赏那盏灯了，他再也不可能来上海陪着我们过年了。

那次来上海过年，父亲离开上海后，我收拾他睡过的床，发现了一粒麦子。每年腊月，父亲会把家里的麦子拿出来摊在太阳下晒一晒。他无意中把一粒麦子夹带到了上海。我怎么处理父亲留下的这粒麦子呢？我把它送回乡下去吧，那里有成千上万的麦子；我吃掉它吧，根本不能充饥；拿去喂麻雀吧，也许不如一只虫子；我想找个干净的角落，把它作为一粒种子埋起来，但是它能长出来吗？即使长出来了，在城里人眼里，和一根小草有什么差别呢？

独自在外，我与这粒麦子的经历多么相似，所以我决定珍惜这粒麦子，把它当成父亲一样收藏起来。这么大个世界，尤其是这么大个上海，没有父亲是空空荡荡的，仅仅放着一粒麦子是多么孤独。

但是有一粒麦子相伴，多么像在一个游子的包袱里放着一块金子，多么像在一个无边无际的黑夜里父亲掌起的那盏灯。

原标题：《陈仓：父亲的灯》

栏目编辑：华心怡 文字编辑：王瑜明 图片来源：东方IC

来源：作者：陈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