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呈祥！马踏飞燕——古代中国不甘落后、勇于拼搏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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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长河中，总会有几颗耀眼的明星。中国几千年文明历史，为后人留下无数珍贵马文物，这其中又以“马踏飞燕”最让人惊叹。它不仅造型逼真，充满动感，艺术水准精妙绝伦，而且背后还隐藏着古代中国不甘落后、勇于拼搏的民族精神。“马踏飞燕”不仅是一件举世无双的文物艺术精品，还是中华民族“奋勇前进”精神的真实写照。

马踏飞燕

注：青黑相间纹理的良马，亦泛指名贵的骏马。

秦代铜车马

三彩黑釉陶马

宋代瓷马

传奇国宝“马踏飞燕”

1969年，甘肃省武威县（今武威市）新鲜人民公社新鲜大队在雷台挖防空洞时，发现了一座古墓。社员们从挖开的一个古墓破洞向里看，发现里面有很多青铜器。大家都以为挖到宝贝了，很多村民抵挡不住诱惑，“顺走”了很多青铜器。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传开后，公社领导立即找民兵封锁了现场。考古队员到来后，马上组织抢救性发掘，同时索回村民们拿走的文物。专家们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确定此墓是东汉晚期墓葬，编为雷台一号墓。这座墓堪称是一座汉代精品文物的宝库，共出土金、银、铜、铁、玉、骨、漆、石、陶等文物230多件，古钱币3万余枚。其中铜器127件，部分还带有铭文，铸造最为精致的是99件铜车马仪仗俑。这些文物后来全部收藏在甘肃省博物馆，其中就包括闻名中外的铜奔马——“马踏飞燕”。

雷台墓共出土了39匹铜马，其中最精美的就是“马踏飞燕”——这一名称源于其造型特征，亦有“马超龙雀”等说法（学界对蹄下飞禽是否为飞燕尚存争议）。为严谨起见，甘肃省博物馆现正式定名为“铜奔马”，但“马踏飞燕”的称呼因形象生动，早已深入人心。

1971年，“马踏飞燕”被抽调进京参加“全国出土文物展”，震动了史学界和考古界，在国内外掀起了强烈反响。“马踏飞燕”从此闻名天下，飞入了寻常百姓家。1973年和1974年，“马踏飞燕”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的重要展品在法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展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认为其是“一颗耀眼的明星”；1983年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6年荣升为国宝级文物，2002年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如今，“马踏飞燕”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

天马原型汗血宝马

西汉早期，经过了秦末的战争，战马奇缺，甚至出现“将相或乘牛车”的现象。到了汉武帝时期，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战马数量逐渐多了起来。但是中原马较为矮小，在战场上很吃亏。汉武帝是一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他吸取了汉初和匈奴战争中因缺少战马导致战败的教训，设立和健全了马政管理机构，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打败匈奴，一雪前耻。战马准备充分后，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多次讨伐匈奴，把匈奴打得一败涂地，并在河西地区设四郡。汉武帝看到了战马威力带来的战果，更加希望得到良种好马。后来，有个流放敦煌的犯人向汉武帝敬献了一匹野马，汉武帝十分喜爱，于是，他派张骞出使西域，目的之一就是寻找这种良马。张骞回来后和汉武帝说，大宛国有一种好马，耐力和速度惊人，能日行千里，汗出如血，“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称之为“汗血宝马”。汉武帝听闻后十分高兴，迫切地想要得到这种良马，以改善中原马的品种。为了得到汗血宝马，求马心切的汉武帝不惜兴兵远征大宛。在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命将军李广利领兵远征大宛国，逼得大宛国献上几千匹公母马求和。李广利回师后，将所得良马献给汉武帝。汉武帝龙颜大悦，特将大宛马独赐“天马”之名，并即兴作乐府诗《天马歌》，咏叹其“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的神异与威仪。从此，中原马的品种得到了根本性改善。

我们再来看“马踏飞燕”之马，体形修长、矫健，与中原地区头大、颈粗、躯长、四肢短壮、速度较慢的蒙古马完全不同。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马踏飞燕”的马是对侧步（顺拐），相当于“走马”（走马是由驯马演变而来，经过训练的走马骑乘起来非常舒适且平稳无颠簸）。这种马在古代极为少见，很可能就是“汗血宝马”，也就是天马。这一点，从“马踏飞燕”所在墓葬的地理方位中也能得到印证。雷台一号墓所在的武威是汉代河西四郡的武威郡，隶属凉州，凉州本身就以盛产好马闻名，西晋有民谣“凉州大马，横行天下”。武威作为抗击匈奴的前线，自然也会集结很多好马。

无论是“马踏飞燕”中的天马，还是墓葬所在的汉代凉州武威郡，都与汉代征讨匈奴有着紧密联系。从广义来说，“马踏飞燕”背后不仅隐藏着汉朝反击匈奴的历史，更彰显出汉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勇武精神。

艺工双绝汉家风骨

“马踏飞燕”的造型早已深入人心。主体是一匹奔跑中身形矫健的骏马，三足腾空，一足踏在一只向前高速飞行并回头张望的飞禽之上，体现出了强烈的动感——虽是“静物”，尺寸间却蕴藏着强大的力量，体现出设计者高超的艺术水准。

好的设计必须要有好的工艺支撑。经过了夏商周时期铸铜工艺的高度发展，汉代，特别是东汉末期，青铜铸造工艺已经炉火纯青。“马踏飞燕”采用陶范铸造铸接法，分范合铸，分别铸造马身、马尾、马腿、蹄下飞鸟等部件，再合铸成为一个整体。同时在马腿内夹入铁芯，以增强马腿的支撑力和强度，马臀上一左一右还有两块锈蚀铁质垫片。

“马踏飞燕”不仅体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水平和铸造技艺，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精神的最好诠释，是能够彰显中华民族品性的文化结晶。

【马韵遗珍】

“青铜之冠”

秦代铜车马

1978年，考古人员在秦始皇陵封土西侧20米处发现一座车马坑，1980年底展开试掘，一组两乘彩绘铜车马就此重见天日。令人惋惜的是，因木椁早已腐朽，加之坑顶填土塌陷，精美绝伦的铜车马被压裂为3000多个碎片。幸得文物修复工作者妙手回春，历经细致修复，两辆铜车马终恢复昔日风貌。这组铜车马以秦始皇出巡车队中“五时副车”为原型，按实际马车1∶2的比例模制而成，均为四马单辕双轮的规制，却在形制结构与功能上各有侧重。其中一号车车前驾有四匹铜马，车舆内竖立高杠铜伞，伞下立有一尊御官俑，车厢内还配备铜弩、铜盾、铜箭镞等兵器，当属兼具护卫功能的兵车。

二号车同样驾有四匹铜马，其核心特征是设有一座类似小房子的“主舆”——前部与左右两侧开设车窗，后部设有车门，这便是兼具舒适与私密属性的“安车”，也就是史书中记载的秦始皇御用“辒辌车”。二号车的工艺之精更显极致：车舆内外遍饰夔龙、凤鸟、流云、几何纹等精美纹饰，线条流畅、构图繁复；加之两辆铜车马均以蓝、绿、白三色为主通体彩绘，色彩明快且保存完好。整组铜车马造型写实逼真，彩绘精细震撼，将造型艺术与绘画艺术完美融合，兼具历史价值与审美价值，堪称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无愧于“青铜之冠”的美誉。

唐三彩极品

三彩黑釉陶马

唐代盛行三彩工艺，且社会上下盛行喜马之风，三彩马因此成为当时重要的随葬品。这些遗存至今的珍品，让我们得以一窥唐代马的灵动风姿。所谓唐三彩，是指在白色素胎上，以黄、绿、白三色为主调施釉，借多彩釉色彰显器物美感。

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三彩黑釉陶马，堪称其中极品。黑釉烧制工艺繁复，现存唐三彩器物中，黑釉器占比不足0.3%，使其更显珍稀。这件陶马通高67.2厘米、长78.2厘米，通体施厚重黑釉，仅面部、鬃毛、尾部及蹄部点缀白釉，形成“四蹄踏雪”的别致艺术效果，在唐三彩中实属罕见。

作为唐代马造型的典型代表，它整体粗壮有力——四肢高壮、躯干膘肥臀圆，与《虢国夫人游春图》中所绘骏马的雄浑气韵异曲同工。不过与多数唐马造型相似，它虽身形高大，却略带一丝萎靡之态，或许是三彩釉色过于富丽繁复，才无意间流露这般质感。相较之下，秦代铜车马的马匹身形更为纤细，却尽显精干刚劲、朴实无华的力量感，与唐马的丰腴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写意”瓷马

宋琉璃厂窑褐釉瓷马

相较于秦、唐时期的马形文物，宋代瓷马遗存至今者可谓凤毛麟角，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秦国征战六国，车马是制胜关键；唐代兼容并蓄，深受胡风影响，马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而到了宋代，重文轻武的国策使得版图内缩，不再如秦、唐那般开疆拓土，这或许正是宋代马形文物稀少的深层原因。

不仅数量锐减，马的造型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的宋琉璃厂窑褐釉瓷马，便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这件瓷马仅长10.5厘米，通体采用褐釉烧制，造型极尽简约，充满了抽象的艺术韵味。它虽少了秦马的写实逼真与唐马的雄浑大气，却在“写意”的艺术境界上独辟蹊径，展现了宋人独特的审美追求。

文字：杨程斌（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编辑：杨晓斌 美编：王炎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杨程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