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玺 著

1939年下半年,很多人开始在北边不远处龙头村棕皮营一带自建房屋,准备持久进行文化抗战。1939年8月底,梁思成和刘敦桢带领营造学社对川康一带古建进行调查,直到1940年2月16日才回。梁思成一回来,即租下了棕皮营李荫村家的地,也开始建房。5月中旬,他们一家搬了过去。
刘敦桢的儿子刘叙杰后来在回忆录《脚印·履痕·足音》中回忆了当时这一带的情况。中央博物院的人马集中驻在龙泉镇与瓦窑村之间的棕皮营。棕皮营村落不大,布局不很规整,一部分呈带状,一部分呈块状。村外有一条小溪,村口建了座小庙。此时“它已成为中央博物院的文物仓库和部分工作人员的宿舍”,“从小庙右行约五十米,在道路转弯处,就是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先生的家”,“道路在这里向左转了个直角,往前再走五十米,路左边是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的住处”,“对面则是钱端升先生盖的新宅。再往前又有个拐弯,前面不远就是梁家了。如果再往前走,就是村里的一处打谷场,场的南面并列着两座住宅,赵元任和卞之琳就住在这里”。根据梁再冰日记,傅家也搬了过来,于是不仅联系并未中断,反而关系更为紧密。
9月16日,即那年的中秋节,傅斯年在家大宴宾客,“今天是八月十五,我们在傅家吃中饭,那里客人多极了,太阳很大,晒得要命,爹说:‘我们今天八月十五是赏日,不是赏月了。’大家都哈哈大笑。今天的饭,鸡、鸭、鱼、肉都有,还有老玉米,很好吃。大人们都拼命喝酒,稀里哗啦闹了一阵,倒很热闹”。这表明傅斯年的豪爽和对同仁们的关照,也表明他有着很强的号召力、凝聚力。
8月5日,“晚上妈和钱伯(端升)两人下棋。傅伯伯不管妈妈答应不答应,就给妈妈走起来。妈妈不答应他也不管。大家都笑起来说:‘不是林徽因下棋,而是傅孟真下棋了。’傅伯伯还是不管,在那里走,结果妈胜了。第二盘傅伯伯没有帮忙,我希望妈妈胜,但结果是和局”。
关于傅斯年下棋,在李庄时有这样的故事。傅斯年住在桂花坳的小山坡正中,坡下右边叫田边上,中央研究院的图书馆就设在这里的大宅中。每到下午,很多搬来这里的研究人员都会沿着田边散步,傅斯年也常常出来走一会儿。年轻研究人员一看到他,会立即绕道跑回去。为什么?他们害怕迎面遇上会被傅斯年抓去下棋,不是怕下不好挨骂,而是怕傅斯年下着下着就开始想问题走神了,棋子抓在手上举在那儿半天不动。小小梁再冰记下的这个故事是傅斯年下棋的又一画面。这里可看出他强势直率的个性。在一片哄笑声中,可以想象,林徽因也好,钱端升也好,都只好苦笑摇头,无可奈何。
抗战炮火连天的艰难岁月里,一群中华民族文化精英在共同气节下苦中作乐,他们彼此之间结下了共苦同甘的深厚友谊。正是这种友谊使傅斯年对林徽因有了全面的认知,而这种认知才使他做出那种高度评价推介,并在梁思成、林徽因几陷绝境时伸出了援手。
1940年8月30日,日法签订协定,法国同意日军进驻越南北部,大后方云南昆明受到严重威胁。11月27日,傅斯年、李济等几户先撤往宜宾李庄;28日,林徽因随着中研院离开自己亲手打造的棕皮营农舍,12月13日到达李庄。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