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余件（套）瑰宝解码三千年前“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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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址铜方尊。 本报记者 邓伟摄

　　本报记者 李如意

　　天津博物馆近日变身“时空隧道”，180余件（套）商代文物带领观众穿越三千年，领略中国古代工匠的巧思妙想。由天津博物馆和殷墟博物馆联合主办，安阳博物馆、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协办的重磅展览“商邑百工——三千年前的中国制造”，日前亮相天津博物馆。从纹饰繁复的青铜器到温润剔透的玉器，从古朴厚重的陶器到刻痕遒劲的甲骨……这些珍贵文物展现出商邑百工的独妙匠心和三千年前中国制造的独特魅力。

　　青铜器

　　大小之间窥见精湛工艺

　　走进展厅，仿佛穿越至3000年前商代的手工业“生产车间”，工人们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就在眼前。

　　展厅第一单元，一件纹样精美的青铜器引来许多观众驻足观看，这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亚址铜方尊。这件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的铜方尊，其肩部的八个兽首都是单独铸造而成，通过榫卯结构的方式套在方尊的主体上，能够自由取下。可以说，亚址铜方尊体现了商代青铜器铸造的高光时刻。可拆卸的青铜器，也被网友戏称为商代版的“乐高”。

　　在方尊上的八个兽首中，四个角为象首，肩部四条边的中间位置又各有一个鹿首。“根据现有材料判断，对象和鹿的崇拜在商代殷墟地区较为普遍。商代人崇拜的一般都是野生动物。或许他们认为，相比于家养动物，野生动物更具神性。”本次展览的对接负责人、天津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张夏介绍，象出现在青铜器上，从侧面印证了当时殷墟周围有野生大象的存在。结合甲骨文中对象等野生动物活动情况和天气、气候的记录以及考古发现的动物骨骼、植硅石等材料，可以推定在当时河南北部气候非常湿润，“随着气候变化，大象的活动轨迹退出中原地区，一直向南。”

　　在展览厅，一件高度约5厘米、口径约4厘米的带盖小铜鼎显得格外小巧。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带盖小铜鼎纹路非常清晰，盖子可以打开，它是现今发现最小的商代青铜鼎，重量只有50克。存世的商代最大青铜鼎后母戊鼎的重量是它的近17000倍。大小之间，商代青铜器制造实力可见一斑。张夏介绍，据推测，这件青铜鼎或是专门铸造用以陪葬某不幸夭折的贵族儿童的明器，是商代晚期偏晚阶段铸造的，距今三千多年。

　　甲骨文

　　破译商代历史的远古密码

　　甲骨文是中国的古老文字。展览中展出了刻有最早形态的“商”“邑”“百”“工”“车”“马”等字的甲骨，让观众能够直观看到三千年前的文字记录。

　　最早的“工”字，下半部分为“口”形，至帝乙帝辛时期，“口”形逐渐简化为“一”，随后的3000年中“工”字一直没有变化。甲骨文中的“工”为象形字。有的说像某种乐器，有的说像斧头，有的说像夯土之杵。

　　天津与安阳颇有渊源。甲骨出土于安阳殷墟遗址，而天津人王襄则是较早发现和认识到甲骨价值并加以搜购的学者之一，之后百余年，天津也一直是甲骨研究的重镇。今年2月，“王入大邑商——天津博物馆藏武丁卜辞探亲展”在殷墟博物馆开展，36片与商王武丁直接相关的甲骨在百余年后首次回到其原生地安阳殷墟“探亲”。此次“商邑百工”展览由两地多馆合作举办，再一次体现了两地的文化情谊。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信史向前推进了约一千年，近百年的考古工作则系统揭示了三千多年前东亚地区这一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殷墟科学发掘近百年来，这些凝聚匠魂的造物陆续重见天光，展现在世人面前。通过它们，看到的不仅是技艺巅峰，更是中华文明对天工与人文的永恒追求，这便是跨越时空的共鸣。

　　殷墟

　　手工业生产运转高效

　　商代晚期，殷墟形成了以宫庙区为核心，南、西、东三面手工业区环绕的四大生产区域。这些生产区域通过完善的水路和陆路交通网络相互连接，构成了一个运转高效的手工业生产体系。

　　张夏介绍，殷墟手工业实行“王室统筹、族邑执行”的双轨管理制度。王室主导宏观管控，族邑负责生产全流程组织，并设专员管理从原料至成品的各环节。族邑聚落兼具生产、居住与丧葬功能，形成“工、居、葬合一”的复合形态。正是依托于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官营手工业体系，先民们才创造出了发达的物质文明。

　　殷墟的手工业，广泛运用了骨、土、玉、木、丝、麻等多种原材料。工匠们使用锛、凿、锯、锥、刀、磨石、钻陀等工具，采用合理的流程工艺，制骨、烧陶、琢玉、髹漆、煮盐、酿酒、沤麻……所制广泛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器用皆工，凝聚工匠智慧。

　　作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商代手工业各领域都取得了空前成就。商代晚期，殷墟形成了官营体系下百工协同、规模宏大的产业集群，不仅成为早期手工业典范，更将礼乐制度与国家治理智慧融入文明血脉，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