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药昆仑”团队里都有谁

尕日塘秦刻石。

2020年7月5日青海师范大学科考队成员在现场观察石刻。

□侯光良

尕日塘秦刻石经国家文物局审慎研究，被认定为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其矗立河源，补史之缺，意义重大，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那么，在刻石上短短几十字的刻文背后，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又有哪些人参与了这场西行昆仑的旅程？

石刻原文内容为：“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采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今天我们说说其中涉及的“采药昆仑”团队成员。

首先就是石刻的主人公翳，翳在石刻中自称“五大夫臣[翳]”（[ ]内为推测文字）。可以看出，翳应当是一位朝中大臣，即受秦始皇之命西行昆仑采药团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皇帝委派的一名政府官员，但具体官职不详。根据其爵位“五大夫”推测，他是一名中级官员。“五大夫”是战国秦汉时期二十等军功爵制中的第九级爵位，属于中等，后世逐渐废除。该爵位根据战场所立军功大小获得，获得者不仅有换取田宅、免除徭役等政治经济特权，还是担任官职的敲门砖。比如担任军队中的“官长”等将领，须有五大夫爵位。此外，按照秦汉制度，平民因战功只能获得第一级（公士）至第八级（公乘）爵位，一般情况下五大夫授予中级军官、有经验的军吏，第十级（左庶长）至第十八级（大庶长）授予中高级指挥官，第十九级（关内侯）至第二十级（彻侯）授予顶级功臣、封君贵族。考虑到翳是直接受命于“大小事皆决于一人”的秦始皇，而且西去神仙居住的昆仑山，其使命具有相当的神圣性和重要性，因此翳的官阶不会太低，不应当是一般军官，而应该是一位拥有一定官阶的中级将领。于是翳的形象渐渐跃然纸上：他是一名身经百战、年富力强、行事果决，且忠心不二、深得君主信赖的将领，很可能立过战功，被授予五大夫爵位。秦始皇亲自派遣他去高耸入云的昆仑山采药，足见这次西行任务在当时具有不同寻常的分量。

刻石中提及的另一群人为“方（技）”，即采药团队的主体——方士。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昆仑山采集仙药、寻访仙人。秦始皇一生热衷求仙问药，早年对方士寄予厚望，曾多次派遣方士出海或远行寻求长生之术。然而，随着求药活动屡屡无功而返，秦始皇对方士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史记》记载，方士卢生、侯生因畏惧获罪而逃亡，并留下“始皇为人，刚愎自用……上乐以刑杀为威……上不闻过而日骄”等批评之语。此事使秦始皇十分恼怒，也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方士群体的不信任。但与此同时，方士所从事的求药活动又难以完全停止，因此朝廷既需要他们继续承担寻药任务，也需要对其活动进行监督和约束。河源尕日塘秦刻石记载的“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完全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需要方士采药，但也委派五大夫翳加以领导管制。

接下来，是不见于石刻，却可能在采药团队中的随行人员。首先，石刻文字风格属典型秦小篆，凿痕清晰，凿刻工艺采用平口工具斜方直接入石刻制。由此可见团队准备充分，连刻石所需工具亦随行携带，说明有专门掌握刻石技艺的工匠随行。当然，工匠不仅负责刻石，还可能承担维修车辆等杂务。推测工匠数量不会太多，是团队中的辅助人员。其次，翳是统兵打仗的将军，显然随队很可能有一定数量的士兵，用于监控方士、抵御路途中的猛兽等危险。

另外，石刻中有“此翳□/前□可/□百五十/里”，这里包含多重信息。许多朋友提出疑问：翳等作为来自大秦咸阳的采药队，只是中途经过扎陵湖北岸，还未到达目的地，怎么能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呢？故有人提出，这里记载的或许是完成昆仑采药任务后的返程路线。但翳等到达扎陵湖北岸的时间为公元前210年3月下旬，当时河源地区仍处冬季，植被尚未萌发，若以采集植物、药材为目的，与当地物候并不相符。河源地区通常要到4月下旬前后植物才开始萌芽生长。由此看来，将该段文字理解为“采药团队再向前行百五十里，即将到达本次西行目的地”，似更为合理。

而采药团队对河源昆仑山地区及采药目的地路线掌握如此清楚、对气候如此了解，其间很可能有当地羌人担任向导。实际上，秦与羌的关系非常密切。《后汉书》记载，秦孝公时“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可见，早在秦孝公时期，西部的羌戎已经臣服于秦。孝公派太子驷率领西部的众多少数民族头领朝觐周显王，其中羌人的首领研也列于其中。到了秦始皇时期，统一六国，国力达到鼎盛，疆域也空前扩张，“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表明秦统一六国后西部疆域已经深入到羌人传统居住的青藏高原东北缘。在这样的背景下，秦始皇派五大夫翳西赴河源、前往昆仑采药，沿途羌部为其提供粮草补给、向导和翻译等协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因此可以推测，采药昆仑团队中应有部分当地羌人随行，承担向导、翻译等职责。当然，当时的羌人也分为多个不相统属的部落，留在河湟谷地一带的有研的后裔，而居住在河源一带的可能是秦献公时羌人卬部后裔，卬带领部族从河湟谷地迁徙至高原腹地，“出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他们不仅承担向导、翻译之责，还可能负责与沿途部落的联络与协调。

至于团队的人数，不应像起先派遣徐福入东海求仙人那样“发童男女数千人”。因为青藏高原环境严苛，人数庞大则后勤粮草难以保障。加之秦始皇前期因斥巨资四处求仙药无果而心生愤恨，而秦始皇三十六年又出现“荧惑守心”天象（预示皇帝将驾崩），更使这次西行带有几分紧迫色彩。因此，这支队伍应具有特遣性质。这次采药昆仑的规模显然要小得多，派出的应是小而精的采药团队，故也不见史册所载。战国至汉代，往来于各地的使团比较常见，这些使团人数从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我们以采药昆仑事件71年后，即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为例，出发时人数为“百余人”，当然13年后只有张骞和向导匈奴人甘父返回。则采药昆仑团队人数也可推测大致在百人上下。

矗立于河源的采药昆仑石刻，个头虽不大，字数也不多，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秦代西行昆仑活动的历史窗口。透过刻石文字中反映出的翳、方士、工匠、士兵以及可能随行的羌人向导，我们看到的已不仅是一支采药队伍，更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交往交流的历史缩影。两千多年过去，石刻依然静立河源，而关于昆仑的探索与追寻，也从未停止。

作者为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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