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从心体到心态——心学的历史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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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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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子以降，儒学对人之心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后者为今天的思考提供了重要传统思想资源。从现实的形态看，心学进一步关乎心态。以精神取向为其现实内容，心态内在于人的在世过程，并影响着人的行为、制约着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在社会的变革时期，心态的以上影响和制约，往往显得更为突出。与以上特点相联系，心态既是一个可以从哲学层面加以讨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乎现实的话题。

一

儒家视域中的心内在于个体，又具有社会的内涵，就此而言，它既关乎个体的心理，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心体向日常生活的转换，可以取得心态的形式，心态本身则可以视为一种综合性的精神形态。

在王阳明那里，儒学进一步衍化为心学。心学以心立论，同时包含多重内涵，尽管心学本身没有提到心态，但心态可以视为其发展的形态之一。与心学相关，作为综合性的精神形态，心态的内容至少包含以下方面。首先是相关的知识经验。心学本身以致知为其内容，同样，心态的形成，离不开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对人自身处境的把握、对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认识，其中总是包含相关的知识经验。其二是一定的价值取向，包括价值原则、价值理想等等。心学以良知为内容，良知则包含内在的价值取向，其中关乎什么值得肯定、什么应当追求、什么是好的生活，等等。心学对于价值原则、价值理想的理解，往往制约人的不同趋向。人的存在形态既涉及现实的社会关联，包括人类存在的共同条件，以及现在所注重的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关乎观念的领域，后者涉及一定意义上的价值共识、以及观念层面上达到某种共同的取向，等等。这一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也可以从多重方面加以考察，王阳明心学则为理解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某种理论视域，其中所蕴含的理论取向，同时展现了其独特的价值关切。单纯的知识经验还不足以形成相关的社会心态，知识经验只有与一定的价值观念相结合，才能生成为具体的社会心态。其三，心学以普遍之理与个体之心的统一为特点，所谓“心即理”，也可以从这一角度理解，良知则具体而微地体现了这一点，它使良知不同于朱熹的“天理”和陆九渊的“吾心”。作为心学的进一步展开，心态也既包含普遍的理性内容，也和一个个的个体联系在一起，从而，又与心理层面的个性特点相关联。人的个性具有多样性，有的可能比较内向，有的则也许更趋向于外向；有的比较执着，有的则比较随意，等等，这些差异既根源于不同的个体之心，也影响着个体的心态。如内向者相对于外向者而言，或许更容易引发忧郁甚至悲观的心态。

以知识经验、价值观念等等为内容，心学体现于人的生活的不同方面，由此引发的社会心态，也表现为人们对待世界的一种精神取向以及个体独特的生活态度，后者又进一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取向和行为方式。

二

心学与现实世界之间呈现某种相关性，王阳明的良知，即可以看作是与世界互动的心体（主体）。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人心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现为两种形态。后者的内涵首先呈现为认识的意义，在认识关系或认知关系中，人心和世界的关联具体表现为人心适应于世界。认知关系以人把握、认知世界为指向：在如上关系中，认识这个世界构成了具体的目标。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同样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心也会从观念的层面对认识过程发生影响，等等，但终极的指向是如其所是的把握世界，后者在总体上表现为人心对世界的适应。

广而言之，人心和世界的关系还涉及实践的层面，在实践层面上，两者的关系更多表现为世界适应人心。在实践关系中，人们总是把认识的成果和自身的价值追求、价值理念结合起来，形成一定的理想、计划、蓝图，并通过多样的实践过程使之付诸现实。王阳明要求良知通过做事过程而作用于世界，便体现了这一点：作用于世界，同时是一个改变世界的过程。从宽泛意义上来说，改变世界也就是让世界适应人心。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人也要遵循自然的法则，但从其最后的指向看，则是让世界合乎人的价值追求。

人心与世界的以上关系，既是心学的题中之义，也体现于心态和世界之间。宽泛地看，人心既制约自我，也影响世界，同样，心态也有类似作用。如前所言，作为影响世界的一种精神形态，心学内含价值创造的意向，后者同时隐含着让世界适应人心的要求，心态也具有相通的取向。从具体个体来说，让世界适应人心意味着努力地去改变个体的处境和现状，使现实更符合自身的人生追求。心学同时又趋向于以一定的知识经验以把握世界，这种知识经验与个体自身的价值观相结合，又会进一步引导人们去进行自我的调节，包括协调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同样，心态也内含要求人心去适应这个世界的趋向：在很多情况下，欲协调好人与外部存在之间的关系，便需要人去适应外部的现实世界。

人心与世界的以上两重关系一方面体现了心学的多重内涵，另一方面也有突显着心态的独特意义。从创造的意向出发，让世界适应心态所包含的价值要求，意味着积极地从事各种形式的价值创造活动以改变世界，实现人的理想，从终极的层面看，这种理想的实现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前提。通过自我的调节，让人心去适应世界，则可以使人避免走向负面意义上的否定性心理趋向，不断调整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积极关联。可以看到，广义的心学总是与人心相联系，而人心和世界的以上两重关系也既展现了心学与世界的关系，也蕴含了心态的趋向。

三

心学作为传统的哲学形态，以成己与成物为指向，成己即成就自我、提升自我，成物则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由此建构合乎儒家道德理想的社会秩序。心态同样表现为对待世界的一种精神趋向，既有其多重的价值要求，同时也是人对外部世界、外部现实的相对稳定的精神形态。人对一定时期的现实，包括自己的生活处境的把握和认识，展开为确定的内容，人的价值趋向，也具有相对稳定性。王阳明一再将心学与良知与随物而转的偶然意向区分开来，以心学为其源头，心态也不同于偶然的意念或一时的心理波动，而是呈现比较稳定的特点。

然而，心学并非凝固不变，良知亦具有自身的灵活性。同样，心态也是可以转换、可以改变的。心学和心态转换的根源，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外部现实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包括自身处境的改变，即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个体自身的境遇得到某种改善，或者相反，变得不如人意。处境的变化，常常会影响个体意识：如果个体处境呈上升形态，则个体之心往往呈现积极的趋向；反之，则容易走向消极。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公正的社会秩序的存在或阙如，也会影响个体的意向。当外部社会环境体现了公正的社会要求、个体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个人既有发展的机会，也有发展的空间或前景时，个体之心更容易获得正面的内容，反之，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则往往对人的内在意识产生负面性的影响。以上事实同时表明，建构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对形成健全的个体意识，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王阳明虽然受到历史的限定，缺乏现代社会的观念，但也一再对当时功利至上的状况提出批评，良知的社会内涵，包含对外部现实合乎人的理想和意愿的要求。心学的这一内容，也构成了考察心态的传统根据。

如上所述，心学以成己与成物为目标，成己的具体内容即自我的成就，同样，心态的转换，也关乎个体自身精神世界的提升，后者在广义上涉及社会教育、个体自身的实践、修养、涵养，等等。在相近的社会境遇中，具有不同精神境界的个体，往往会形成不同的心态。当外部环境不如人意时，一些人可能会形成消沉、不满的心态，另一些人则可能进一步坚定改良社会的信念，与后者相联系的是积极乐观的心态。心态的以上差异，关乎精神境界的高下。与之相联系，如何通过个人的自我涵养、自我修养来不断提升自身的精神世界，由此进一步形成具有正面意义的心态，这是讨论心学与心态问题时难以回避的问题。

四

心学虽然以心立言，但并未完全走向隔绝社会的思辨趋向，与之相联系，心态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意识，也植根于一定社会现实，并相应地涉及多重的社会关系、社会角色。心态的发生首先关乎自我和社会、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心态总是在与他人的现实交往过程中逐渐地生成起来，其内容与个体自身在社会中所占据的地位难以分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些人可能会成为弱势群体，而所谓弱势，便是与一定社会共同体中的其他个体比较而言。当个体在社会中身处以上境域时，常常容易形成某种失落的心态。反之，当个体在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中的地位优于其他个体时，往往更容易形成所谓成功者的心态。如果缺乏交往、比较的对象，相关的心态便无从形成，这一事实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心态的社会意识特点。

个体在社会中的不同处境，大致可以区分为顺境和逆境。对于个体之心来说，在处于以上两种境遇时，都面临如何自我调节的问题。处于顺境之时，从消极方面来说，应当如儒家所说，做到“富而无骄”，亦即防止产生过分的自我优越感或骄横的心态等等；从积极方面来说，则应该有一种“兼济天下”的胸怀。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心态的调整则面临不同的问题。从正面来说，此时需要有“独善其身”的境界，即虽处于逆境，依然保持积极向上、自我完成、自我提升的精神和志趣；就消极的方面而言，则应避免由失落、不满走向怨恨他人、敌视社会。以上的心态调整与个体适应社会的过程相一致，对社会的和谐与有序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心学对功利的方面保持了某种警惕，王阳明曾认为，如果仅仅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功利之维，常常导致骨肉相残。作为心学的展开，心态也涉及利和义的关系。心态包含对现实的感受，这种感受说到底总是关乎名和利。处于逆境中的人容易心怀不满，甚至心理失衡，这种失衡最终也根源于名和利。从心态调整的角度来看，如何合理处理利和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个体来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个体的权利常常变得更为突显，维护个体的正当权益，避免侵犯这种权益，是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但同时，也应避免一味地追逐名利，甚至不择手段去谋取个体利益。孔子在肯定“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同时，又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种“富而可求”则为之、“不义而富且贵”则视如浮云的观念背后，蕴含着对待义和利的合理心态。

进一步看，心学关乎对生活的不同态度，同样心态也涉及不同的人生取向，其中包括淡泊和进取的意向。淡泊主要表现为儒家所肯定的心态，相关的心态在道家那里呈现为知足，在佛教那里则展现为放下（所谓“一切放下”）。与淡泊、知足、放下相对的是进取、不知足、更上层楼。心态的调节，同样关乎以上不同人生取向的定位。过分强调淡泊、知足、一切放下，常常会抑制进取、奋斗、创造的精神；过分地执着于不知足、强调进取，则在实践上容易以合目的性压倒合法则性：对价值目标的追求，往往导致忽视尊重存在法则的问题。同时，相对于一个人已经取得的成就和达到的成果而言，他的理想目标总是会显得相对遥远，二者之间的距离，往往容易引发个体的失落感。这里，如何在淡泊、知足、一切放下与进取、奋斗、创造的精神之间把握适当的“度”，对于形成健全的人生取向和健全的心态，同样十分重要。

从更广的角度看，心学对现实的取向，关乎肯定和否定二个方面。对功利等社会现象，心学主要持否定的态度，对与良知一致的社会状况，则更多地加以接受和肯定。在心态的层面，问题则涉及开放宽容和现实批判之间的关系。尽管王阳明的心学并没有达到现代的开放宽容观念，但对合乎良知的现实的肯定，则可以引申出这一涵义。开放宽容意味着接受不同的意见，以健康的心态对待他人（包括他人取得的成就）、对待社会（包括社会发展和进步所达到的新的形态），等等。现实批判则意味着拒绝随意地去迎合他人或在生活中随波逐流。开放宽容和现实批判之间的关系，与前面提到的人心与世界的二重关系具有对应性：如果说，开放宽容体现了人心适应世界的这一面，那么，对现实的批判可以看成是改变现实、让世界适应人心的引申。

综合起来看，心学具有多重内涵，从心学所推重的心体到心态的转换，其意义也不限于一端。作为心学的引申，社会心态既是一种社会意识，又是体现了个体的精神取向。在心学的背后，一方面存在着社会现实、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又隐含着个体精神世界、个体精神境界，心态也内含类似的趋向。与此相应，在研究社会心态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考察、把握心态背后多样的社会关系、社会现实，这种考察可以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加以展开；另一方面，从个体精神世界的角度看，在心态的引导转换过程中，自我的涵养、境界的提升，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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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拟于2025年12月在澳门大学心学会议上发布

来源：杨国荣（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