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还是文化？谁在扼杀日本的创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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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日本经济时，你的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是上世纪80年代横扫全球的日式豪迈，是“失去的三十年”里停滞与沉寂的刻板印象，还是近年来在通缩迷雾中终于透出的那一丝微光？

曾几何时，终身雇佣、年功序列是日本模式的骄傲标签；政府与财团紧密携手，被视为“东亚奇迹”的密钥。然而，理查德·卡茨在其著作《谁将主宰日本经济的未来？》中犀利地指出，这些曾经的“功臣”，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沦为阻碍创新的“枷锁”。如今，从终身雇佣制下的“有去无回”，到银行体系的保守信贷与严苛个人担保；从惩罚性的破产法案，到教育系统对创业精神的忽视；再从企业内部“只罚错、不奖优”的“扣分制”晋升体系，到社会对失败者的低容忍度——这一切共同构筑了一个对创业者极为不利的“风险与回报”天平：失败的代价过高，而成功的回报却相对有限。僵化的“大象企业”与充满活力的“瞪羚企业”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关于未来的无声争夺。

这并非日本独有的困境。大洋彼岸的美国，其创业率在过去四十年间持续下滑，背后的推手同样是沉重的学生贷款、与雇主绑定的医疗保险等现实枷锁，而非美国人冒险精神的消退。这雄辩地证明，是经济与制度环境，而非飘忽不定的文化，在更深层次上主宰着一个国家创业活力的兴衰。

文化解释的陷阱

“这是不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我问日本创新网络公司总裁胜又干英(Mikihide Katsumata), 该企业的任务之一就是像一家风险投资企业一样投资有前途的初创企业。我想了解, 是否有太多有潜力的日本创业者因为觉得无法获得风险投资而没有去尝试, 而风险投资企业又因为找不到太多的创业机会, 从而无法吸引足够多的投资者资金。他的回答令人吃惊: “这不是鸡和蛋的问题, 而只是蛋的问题, 创业者数量不够多。直到五六年前, 日本还没有多少人敢于创办一家逐步成长的企业。他们倾向于去大企业。”

从一家负责为这类机会提供资金的机构的领导者口中听到这样的话令人惊讶, 但是这种观点并不罕见。相反, 日本人曾反复被告知, 他们过于规避风险和墨守成规, 无法独立创业, 以致很多人都相信了这一点。

即使这种观点有道理, 它也只能说明问题的一小部分。几十年前, 日本人被告知, 由于文化原因, 日本人喜欢储蓄, 而美国人喜欢花钱。后来, 经济形势的变化使日本的家庭储蓄率从两位数降至甚至比美国家庭还低的水平。不利于创业的陈词滥调与上述观点一样荒谬。几十年来, 人们一直说日本人天生不喜诉讼。后来, 立案费用降低了, 诉讼数量猛增。如下文所述, “企业如家” 和“员工忠于企业” 的观念并非源于古老的文化, 而是源于雇主从20 世纪初期开始的宣传活动。

我曾多次询问东京20 多岁的都市职业女性, 就你的希望、梦想、挫折和自我意识而言, 你更像你的祖母还是纽约的同龄人?得到的回答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后者。在二战刚结束的那些年, 日本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农业社会, 大多数婚姻仍然是包办婚姻。现在, 日本实现了高度城市化, 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包办婚姻几乎消失了。这种转变是所有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典型现象。

事实证明, 对经济行为的文化解释问题重重。20 世纪50 年代, 学者们将日本经济落后的根源归咎于儒家思想, 却没有意识到经济奇迹已经开始。然后, 日本以及随后韩国、中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取得了成功, 导致人们的态度出现了180 度的大逆转。现

在有人认为, 正是儒家思想推动了这一成功。罗纳德· 多尔(Ronald Dore) 1977 年出版的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认真看待日本:儒家思想对关键经济议题的认识》(Taking Japan Seriously :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Leading Economic Issues)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接下来,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情况又发生了逆转。现在, 儒家思想又被视为裙带资本主义的罪魁祸首。很难明白,一个理论如果声称能解释一切事物, 甚至是相悖的事物, 它究竟能有多大的解释力。

没有人否认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然而这能够解释80%的现象, 还是只能解释20%的现象? 尽管文化变革是缓慢的, 但是为了应对环境的变化, 个人行为展示的文化变革则要迅速得多。如下文所述, 正是不断变化的环境而不是文化,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创业率在过去40 年间不断下降。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 深入研究这些不断变化的环境, 不仅能提供更好的解释, 更重要的是, 它还为决策者通过改变社会经济环境来改变结果提供了工具。

风险与回报的失衡

与美国人或欧洲人相比, 打算创办一家富有潜力的瞪羚企业的日本人要面对更为不利的风险回报率。考虑一下终身雇佣制, 这种做法并非源自7 世纪的圣德太子时代, 而是源自一战和二战之后自上而下推行的变革。一个人丢下一份大企业的优越正式工作, 去创办一家新企业或者为其工作,如果这家新企业倒闭了, 他几乎再没有机会被另一家顶尖企业录用为正式员工。那些投资于员工培训的企业不希望员工把这些技能带到其他公司, 于是企业之间会自发形成“不挖墙脚” 的非正式协议。因此, 当被问及对创业的最大担忧时, 日本受访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失去年收入有保障的稳定工作” , 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此之外, 与其他地方相比, 日本的银行更不愿意向没有抵押品或没有个人担保的中小企业贷款。如果企业倒闭了, 借款人就不得不动用自己的房子和储蓄账户等资产进行偿付。

如果一家中小企业倒闭, 所有者和共同担保人可以申请个人破产, 但是日本的个人破产法非常苛刻。研究表明, 破产法越严厉, 创业率就会越低(Solomon, 2014; Eberhart et al. , 2017)。在一项针对24个富裕国家的调查中(OECD, 2013b, 第83页), 认为学校教育有助于培养主动意识和创业精神的受访者比例, 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为50%, 而日本只有18%, 排名垫底。认为学校为其提供了经营企业的技能和诀窍的受访者比例, 日本也仅有20%, 同样位于最后一名。

传说中日本母亲不愿让女儿嫁给企业家, 她们对创业的艰辛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与简·奥斯汀小说中极为滑稽的母亲费尽心机为女儿寻找一桩好姻缘并无二致。奥斯汀小说中的母亲知道,如果没有一桩好姻缘, 在那个贵族家庭的女儿几乎没有继承权和谋生手段的时代, 年轻女性将面临一贫如洗的风险。

杰弗里·查尔是一位娶了日本女人为妻的美国企业家, 连续创办了多家企业, 我们从他那里听到了一则经典的姻亲逸事。查尔喜欢创办新企业, 使其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再卖掉, 然后再重新创建另一家企业。在他经营一家企业时, 姻亲们很高兴他有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当他卖掉企业并获利时, 他们就会担心他又失业了。

“规避风险，墨守成规”的说法有依据吗？有一些被广泛引用的研究报告认为, 日本人更加倾向于规避风险和墨守成规, 因此缺乏企业家精神。比如, 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多次显示, 日本在各类企业家精神方面都处于垫底或接近垫底的位置, 包括对机会的认知(49 个国家中排名第49 位), 对创业技能的认知能力(49 个国家中排名第49 位), 担心遭受失败(49 个国家中排名第9 位), 以及将创业视为一种良好的职业选择(49 个国家中排名第46 位, GEM,2018—2019, 第88 页)。

仔细研究这些数据可以发现, 日本人并非天生就更为胆小,而是有更多的担忧。在一项调查中, 大约37%的日本男性表示,他们宁愿冒险创业, 也不愿为别人打工, 这一比例约为各国中位数的80%。但是, 只有20%的人认为这是可行的, 这一比例仅为典型国家的一半(OECD, 2020f)。因此, 最大的差别并不在于人们是否渴望成为企业家, 而是在日本的情境下, 人们对创业持更谨慎的态度。尽管很难纠正根深蒂固的文化倾向, 但是改变一个国家不利的风险回报率没有那么困难。

据说日本人墨守成规, 一个常见的标志就是参加某些著名企业招聘日的大学应届毕业生, 无论男女, 都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西装和白衬衫。人们由此推断, 情况一直就是这样。然而, 在早稻田大学讲授创业课程的泷口匡(Tadashi Takiguchi) 教授给我看了一篇报纸上的文章, 证明这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现象。《日经新闻》的一篇文章刊登了两张对比鲜明的照片, 两张均拍摄于日本航空公司的招聘日, 一张是在1986 年, 另一张则是在2010 年。在1986 年的照片中, 女性虽然穿着保守, 但是与人们在其他国家看到的一样, 彼此之间有明显的差异; 在2010 年的照片中, 她们则身穿“制服” 。

《日经新闻》认为这一变化源自就业机会的减少。看来确实是这样, 在被称为“就业冰河期” 的失去的数十年里, 大学毕业生极为渴望找到一份好工作, 于是开始阅读各种“求职宝典”, 而后者总是建议穿上黑西装和白衬衫。自1990年以来, 很多日本年轻人变得更加谨慎, 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变得更具冒险精神, 上述现象也体现了这一点。

正如已退休的心理学教授山岸俊男(Toshio Yamagishi) 在著名的“红笔” 实验中证明的, 被视为墨守成规的行为往往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情况要复杂得多(Yamagishi et al. , 2008)。在1999年的一项实验中, 给一群人一个装有四支蓝笔和一支红笔的盒子,70%的美国人选择红笔, 而选择红笔的日本人只有53%。需要注意的是, 即使在日本人中, 选择颜色独特的笔的人也略占多数。山岸俊男认为, 日本人做出选择的动机不是顺从, 而是社交特性和关注荣誉。于是, 他找新的参与者再次进行实验, 并且告知他们是最后做出选择的人。由于不用再关注其他人的想法, 选择颜色独特的笔的日本人数量上升到与美国人相同的水平。他们还被问到如果去一家商店, 货架上只有一支红笔和四支蓝笔, 他们如何选择。在这种情况下, 不用担心会冒犯别人。结果, 表示“一定会” 选择颜色独特的笔的日本人比做出同样选择的美国人还略多一些。

“扣分制”如何扼杀创新

我们不难发现, 从事管理工作的一些员工对风险持规避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20 世纪70 年代从大银行开始实行的新的晋升标准, 随后这种标准传到了各行各业。这种新标准被称为“gentenshugi”, 大致可以翻译成“扣分制”, 其工作原理如下。在一个正向评估体系(katen shugi) 中, 以晋升为目标的工作人员如果达到或超过绩效目标, 就会获得积极评价。在“扣分制” 体系中, 员工如果犯错或者失败, 就会得到负面评价。但这是不对称的, 出色的成绩不会得到额外的奖励, 仅被视为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结果可想而知。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避免犯错上, 他们拒绝那些违反常规的想法。一个有可能打出全垒打的击球手会选择一垒安打, 以免三振出局。人们确实在创新, 但是要与当前的商业模式保持一致。这不是一种由文化特质, 而是根植于一种由激励制度训练形成的行为, 而这种激励制度出现得相对较晚。如果换一种制度, 这种行为就会消失。然而, 那些通过“扣分制” 成为高管的人倾向于招募和提拔那些适应这种方法的人。虽然索尼和野村证券等很多企业已经放弃了“扣分制”, 但有很多企业仍在沿用。

一项调查发现, 扣分制在处理问题客户时会有损银行的业绩。这项调查询问了1 000 名处于职业生涯初期和中期的银行职员, 员工们在工作中面临的人事评价体系有的以扣分制为主, 有的以加分制为主。前者意味着“银行职员如果失误了, 就会得到不可撤销的负分”。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的银行极为倚重“扣分制”。然后, 该调查又询问他们银行的优势之一是不是“为企业(借款人) 提供支持, 直到最后一刻”。这包括一些更具挑战性的任务, 比如帮助企业改进战略和管理等, 而这种做法曾是日本银行业的主流。即使采用加分制的银行, 也仅有55%的员工为中小企业提供此类建议和支持。更糟糕的是, 在采用扣分制的银行中, 只有45%的员工愿意这样做, 而在那些更加依赖“扣分制” 的银行中,这一比例只有20%, 这真令人沮丧。

对于拥有几十年历史的企业巨头来说, 要改变由于效果不佳的晋升标准而形成的积弊, 并非不可能, 但是这往往需要一个巨大的冲击。最著名的两个改革案例, 即日产和夏普, 都发生在企业跌入谷底并被外国企业收购之时。值得注意的是, 这两个案例都有外国企业的介入。

在1999 年与雷诺公司结盟之前, 日产汽车八年中有七年出现了净亏损。雷诺买下日产37%的股份之后, 任命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 为CEO, 他在短短一两年内就使日产的盈利状况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2018 年6 月, 我遇到了东出浩教(Hironori Higashide)教授, 他回忆说, “40 年前, 我的一位朋友加入了日产”。这位朋友年轻时很有创造力, 最终升任全球市场营销部执行经理,后来又升任质量管理部经理。“但是到了四十多岁时, 他变得非常官僚。他不想尝试任何新事物, 只是按要求行事。” 东出浩教说, 雷诺来了之后, 他朋友的心态在短短两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 因为他被要求提出解决方案。“因此, 人们的心态从‘我不想犯任何错误’转变为‘我们需要做一些尝试’。” 夏普在被富士康收购以后, 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

企业家有自己的文化

为了便于论证, 假设典型的日本公民天生就比其他国家的公民更为规避风险, 即便如此, 实际情况是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在所有国家都是少数群体, 而且他们具有独特的性格特点。当跨国研究只关注创业者时, 日本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类似。一项研究发现,“对自我实现和创造力的渴望, 即个人主义动机, 往往是日本高科技初创企业创始人的主要动力”。另一项研究则表明, 在13 个国家中, 新企业创始人与非创始人的态度有所不同。实际上, 日本成功的创业者与美国成功的企业家而不是与其他日本高管, 有更多的共同点。年轻的比尔·盖茨或史蒂夫·乔布斯离经叛道, 在车库里埋头苦干, 这是成功企业家的典型形象。然而, 这只是例外, 而非普遍现象。创建世界年度企业家项目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一项调查记录了更为常见的创业经历。在自立门户之前, 半数以上的创始人曾在传统岗位上工作过一段时间。此外, 他们的调查显示,在大学和传统企业环境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对他们未来的成功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 并非人人都能成为企业家。研究表明, 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人格特质。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我效能感, 即相信自己的行动能够创造理想的结果。此外, 还要有一种心态作为补充, 即有些事物在他人看来是一种扰乱, 而他们却视之为一种机遇, 同时还要接受经过计算的风险并容忍失败。世界各地的企业家还往往具有一种共同的人格类型和态度,即创业取向, 这包括对以下事物的渴望, 比如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为自己的生活增添挑战、提高自身能力、改善家人和自己的生活质量, 以及获得高收入。

一项相关研究发现, 美国和日本的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同的人格类型, 这令他们感到惊讶。一些观察家可能会反驳说, 即使日本企业家与其他国家企业家具有相同的人格类型, 日本培养的具有企业家人格的人也比其他国家更少。这或许有一定道理。如果大多数企业家都处于相同的工作环境, 并且像“扣分制” 这样的观念过于普遍, 或者企业给予经理人的自主权很小, 这无疑会产生影响。无论如何, 日本的主要障碍在于一种严苛的制度环境, 与其他国家相比, 激励人们尝试创业的因素较少, 而且成功获得的回报更低, 失败遭受的惩罚则更严厉。

即使在普遍认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国家, 比如美国, 创办雇用非家庭成员企业的人也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 在典型的经合组织国家, 男性创业者仅占3. 9%, 而在日本仅占1. 4% (OECD, 2022f)。因此, 日本只比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低2. 5 个百分点。只要日本的成年人成为企业家的比例再增加两三个百分点, 再加上有更多的人愿意为他们工作, 就能改变日本的发展态势。如果日本能改善一些阻碍人们尝试创业、阻碍敢于创业者取得成功的因素, 缩小创业方面的差距似乎是一个非常容易实现的目标。政策和政治而不是文化, 将是决定日本能否走上正确道路的主要因素。如下文所述, 通过观察美国企业家精神的衰落, 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力量在起作用。

美国的启示：创业率为何下降？

多数美国人还沉浸在硅谷的浪漫故事中, 很少有人知道, 美国的企业家精神已大不如前。40 年前, 每年诞生的新企业数量占现有企业的14%; 如今, 新企业的“出生率” 仅为8%。1988 年,30%的员工为成立不到10 年的企业工作。至2018 年, 这一比例几乎减半, 仅为18%。经济学家说, 这是美国GDP 和生活水平增速令人失望的主要因素之一。

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倾向于文化解释的人指出, 在49 个国家中, 日本对失败的恐惧感排在第9 位。但是, 请考虑一下, 在25~34 岁的美国人中, 由于害怕失败而不敢自己创业的比例从2001 年的24%跃升至2015 年的41%。对年轻人的调查显示, 对成为一名企业家的渴望一如既往地强烈。然而,18~34 岁的美国人表示, 因为无法获得信贷和经济风险, 他们不得不望而却步(Kauffman Foundation, 2011)。

想象一下, 你刚刚大学毕业, 和很多同龄人一样, 为了支付学费, 你不得不贷款3. 2 万美元。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毕业生, 那么你每年的还款额将达到4 800 美元, 而你前五年的工资大约为4. 8 万美元。因此, 你的还款额将高达你收入的10%。如果你失业了, 每月仍需还款400 美元。如果你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有四分之一的创业者都是如此), 你就又多了6. 6 万美元的债务。你可能会像奥巴马夫妇一样, 直到四十多岁才还清债务, 前提是你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如果你找不到好工作, 或者失去了原来的工作,你可能会拖欠贷款, 每五名毕业生中就有一人会遇到这个问题。到那时, 别说买房或创业, 就连贷款买车都很困难。有鉴于此, 当你知道一家新企业更有可能倒闭而不是成功时,你还愿意冒险放弃一份稳定的高薪工作, 去一家新企业接受那份令人兴奋的工作吗? 更不要说自己开办一家新公司了。

2015 年, 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发现, 在2000—2009 年, 学生贷款在所有消费信贷中所占的比例只增加几个百分点, 但导致拥有5~9 名员工的新企业数量减少了12%, 拥有至少20 名员工的初创企业数量减少了6%。考夫曼基金会对此的总结是, “由于背负沉重的学生贷款, 千禧一代无法承受创业的代价” (Simon and Barr, 2015)。目前, 4 400 万美国人背负着1. 7 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

还有一个障碍, 就是美国由雇主支付的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保险非常昂贵, 以至于很多员工不愿放弃一份提供丰厚医疗保险的工作, 去创办一家无力负担这种医疗保险的初创企业, 或者为其工作。奥巴马医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还不足以使创办企业变得更加容易。

近年来, 美国生产率增速放缓并不是因为技术创新的速度减慢, 而是因为商业转换器减速, 也就是说, 能够将创新转化为畅销产品的企业数量增长得不像原来那么快。不仅初创企业数量减少了, 而且对于推动近期创新的最重要的企业也难以扩张, 因此,它们的创新无法对整体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日本, 证据似乎都很充分, 即经济和政治状况而不是本国文化, 才是决定创业率变化的最主要原因。

知名日本经济研究专家 理查德·卡茨

剖析“瞪羚”与“大象”的生死博弈

揭示日本经济复苏的破局之道

本书深入剖析了决定日本经济走向的核心冲突：充满活力的新兴创业企业(瞪羚企业)与根基深厚的传统企业巨头(大象企业)之间的博弈。

二战后，以大型企业集团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缔造了日本经济奇迹。然而，面对数字化浪潮加速、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国际竞争格局剧变，这一模式的僵化与创新乏力日益凸显。与此同时，由风险资本支持的初创企业凭借敏捷创新与颠覆性技术悄然兴起，挑战日本旧有的秩序。本书聚焦这一关键转型期，既分析创业企业在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领域打破垄断、注入活力的探索，也解析传统企业巨头依托资源优势与市场势力，推进组织变革和数字化转型的艰难实践。

这场角力不仅关乎企业成败，更将重塑日本经济结构、创新能力与全球竞争力。书中探讨政策、文化、资本如何影响瞪羚企业与大象企业之间的竞争，并指出日本经济的未来取决于新兴力量引领变革，并带动传统巨头涅槃重生。（来源：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