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斑斓的望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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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熙熙攘攘的望平街

原新闻报馆

当年望平街上的报童

当年熙熙攘攘的望平街

望平街硕果仅存的近代报馆大楼——申报馆读史老张摄

◆ 读史老张

在上海，有一条马路，人们一直喜欢叫它的旧名“望平街”。20世纪初，望平街上先后设立了近百家报馆，除了职业新闻人，不少文化人的出道也与这里有关。上海解放后，望平街被改名为山东中路。

祈望平安

望平街位于今山东中路北段（南京东路至福州路段），横跨九江路、汉口路，全长约200米。1865年，英租界当局将这条路定名为“山东路”。然而，山东路命名后，中国人仍以“望平街”名之。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山东路西侧（九江路与汉口路之间），有一个外国侨民公墓，又称“山东路公墓”（Shantung Road Cemetery，即今黄浦体育馆所在地）。1843年上海开埠后，欧洲侨民纷纷入沪定居。侨民死后，因上海至欧洲航路漫长，遗体无法运回，只能就地安葬，英租界当局就在此设立了公墓。该公墓占地11亩，四周有围墙、通道，内为殡仪馆和墓地，还设有一座小教堂。这里常年绿树成荫、阴森静谧，人们称它是“外国坟山”。中国人对死人或坟地多有忌讳，认为不吉利，就把靠近外国坟山旁的山东路叫作“望平街”，以祈望吉祥平安。

谁也没想到，望平街后来会成为著名的中国报业发源地。当年，望平街地处英租界西边界路，又靠近外国坟山，地价偏低，加上清政府对此地无管辖权，舆论条件相对宽松，不少报刊纷纷在此觅地出版。中国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报纸，如《申报》《新闻报》等，就曾设在望平街。

据统计，20世纪初，在望平街上先后设立的报馆约有近百家，鼎盛时期有四五十家报刊在这里同时发行。因此，望平街获得了“中国报馆街”的美誉，它与英国唐宁街（政治街）、美国华尔街（）一起，被并称为世界著名三大街巷之一。

报馆常客

望平街出名后，各地文化人纷至沓来。他们或在望平街办报、写稿，或到望平街逗留、安家，“望平街”遂成为热词，口口相传。茅盾在小说《追求》中这样写道：“……仲昭不免有些愤愤了，巴不得立刻到报馆，找着总编辑问个明白。他跳上一辆人力车，只说了‘望平街’三个字，就一叠声催着快跑。”可见，当年望平街无人不知，连不识字的车夫也一听就懂。

1912年初，李叔同来到了望平街，与柳亚子、叶楚伧和苏曼殊等办起了一份小报——《报》。报馆就设在望平街7号，李叔同住在三楼。据报社同仁陈无我回忆，李叔同喜欢离群索居，吃饭、睡觉、编报几乎都在三楼那间斗室里，很少出门，“我偶尔有事上三层楼去，经过他的房间，那门总是关的。有一天难得发生例外，那门是虚掩着，我向内探窥，见李先生伏在案上，运笔如飞，我不敢惊动，只好过门不入”。后来，《太平洋报》因经营困难而停刊，李叔同也离开了望平街。

在望平街大展身手的，是报人曹聚仁。他1922年到上海后，先是为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写稿，后又成为《申报》副刊《自由谈》的写手。他曾这样深情地描述望平街：“我走上了《申报》的五楼，向北俯视，那便是外国坟山”；“那古老的外国坟山北边，有一家马敦和帽庄”；《民国日报》从三茅阁桥旁迁到望平街后，与《时事新报》“贴邻相处，斜对面便是《中华新报》”，这三报“鼎立而三”；望平街上的著名大报《申报》《新闻报》《时报》，“也是鼎立而三”，“《时报》顶上的宝塔，风吹铃动，引人入定”；“《时报》对面转角上的《商报》，有一时期锋芒很露”；另外，辛亥革命前后，于右任先后在望平街创办过《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它们“都是革命的号角”……

与曹聚仁同时代的报人程沧波，也是望平街常客。他早年在圣约翰大学读书，后转学复旦大学。1924年寒假，他经常到望平街，替《商报》写稿。因为文笔好、出手快，深得《商报》主笔陈布雷的赏识。程沧波后来回忆：“我天天晚上去《商报》写杂评。《商报》当年经济奇窘。两大间编辑室，勉强生了一个火炉。但是我们在其中，几包花生米，其乐无穷……”他总结道：“当时我从梵王渡到租界，几视望平街和我老家一样。”1925年，他从复旦毕业，即由陈布雷推荐，到《时事新报》任主笔。

邹韬奋早年在南洋公学读书期间，经常给望平街报馆投稿。有一次，他发现自己的稿子第一次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刊出了，快乐无比：“那一天，我和我的弟弟（同在南洋肄业）同往申报馆领取（稿费），‘出乎意表之外’地得到了六块亮晶晶的大洋，三步做两步地踉踉跄跄奔出了申报馆的大门，两人都狂笑着跳跃着好像发现了金矿似的！两人一路嘻嘻哈哈由望平街连奔带走地跑回。”1921年7月，邹韬奋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到上海纱布交易所任职。因为一心要进新闻界，他就找到《申报》经理张竹平，要求到申报馆打工。就这样，邹韬奋白天忙于纱布交易事务，晚上到申报馆帮助处理信件，常常累得筋疲力尽……正是这三周的经历，为他后来进入新闻界做了有力铺垫。

出道之地

除了职业新闻人，不少文化人虽未从事新闻行业，但他们的出道，都与望平街有关。

1913年10月，应“丹桂第一台”老板许少卿的邀请，梅兰芳随京剧名角王凤卿第一次到上海演戏。当年，梅兰芳年仅20岁，初出茅庐，尚未成名。他们演出期间，就住在望平街平安里（今申报馆南侧）许少卿的家里。“丹桂第一台”位于福州路大新街（今湖北路）口，与许家相距不远，梅兰芳每次去那里演戏，必从望平街出发。在“丹桂第一台”，梅兰芳一亮相，即惊艳全场，引得满堂喝彩。从此，梅兰芳一炮打响，红遍大江南北。可以说，望平街和“丹桂第一台”，就是梅兰芳的出道之地。

胡也频、丁玲和沈从文这三位作家，也与望平街有缘。1928年夏，胡也频到《中央日报》编副刊《红与黑》，丁玲、沈从文参与协助编辑。据沈从文回忆，胡也频“每夜便得过望平街转角处一幢老房子里，从走动时吱吱嗝嗝的扶梯，爬上摇摇欲坠的三楼，坐在办公室一角，发出编好的稿件……丁玲则有时同去，有时又独自在家中等候，或一个从报馆把事情办完，一个在家中的短篇小说也写成了”。后来，《红与黑》副刊停刊，三人即开始自办了《红黑》月刊。

巴金在他的自传中说，他刚出道时，《时报》曾约他写一部连载小说，每天发表一千字左右。当时他住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于是他就把他的《春梦》前几章送去望平街，“我写好三四章就送到报馆收发室，每次送去的原稿可以用十天到两个星期。稿子是我自己送去的，编者姓吴，我只见过他一面，交谈的时间很短”。

由此可见，不少文化名家出道前，都与望平街有过千丝万缕的交集。

另类记忆

望平街给大多数文化人都留下了美好记忆，但也有例外。

1910年，辜鸿铭从北京南下上海，到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前身）任教务长。然而一年以后，他就辞职离开了。原来，辜鸿铭刚到上海之际，正是革命党人宣传排满、畅言革命最甚时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报馆成为起义捷报的发布平台，望平街夜夜万人攒动，“仰视报馆牌示捷电，几有一国若狂之概”。一时间，望平街摩肩接踵、掌声如雷，人们血脉偾张、情绪高涨。辜鸿铭见状，非常不爽，他投书《字林西报》，吁请租界当局取缔人潮、恢复交通秩序：“夫此等排满文章，意在鼓动长江及各埠数百万饥民，使其抛却服从皇帝之职，意使乘间起事耳……今日望平街所刊排满文章，英人岂能置之不言？”辜鸿铭的言论，引起南洋公学学生的强烈不满。学生们与其辩论，辜鸿铭辩解道：“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话音刚落，学生们即纷纷鼓掌，嘘声四起。第二天，辜鸿铭即不再到校。

1906年起，包天笑曾到《时报》任新闻编辑，后又给各报写稿，先后在望平街干了一二十年。他家住闸北爱而近路（今安庆路），每次夜班回家，他都提心吊胆。因为从望平街到爱而近路，要经过一条狭长的马路，这里经常发生路劫，或被劫匪剥去衣服（俗称“剥猪猡”），或被抢去财物。有一年，包天笑竟被劫去三次大衣。第一次被劫后，过了两天，劫匪把当票寄回报馆，原来他的衣袋里有别人寄来的一封信，上有姓名和地址。他只得花钱将大衣从当铺赎出。不到一个月，他又被劫，这一次衣袋里没有信，幸得巡捕房帮助，他又到当铺将大衣赎回。可是，才过了几天，他又再次被劫。这一次，劫匪“将手枪对准了我，我便乖乖的自动把大衣脱下，交给了他”。包天笑叹道：“从此以后，我这件大衣，便‘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1937年4月25日，《新闻报》副总编辑严独鹤到望平街报馆上班。他正跨进大门，即听见身后一声断喝：“严独鹤，哪里走？”一名男子突然蹿出，手持一把锉刀，朝他猛砍过来。他躲闪不及，被砍中颈部，鲜血直流……后来得知，行凶者名叫金甦，是严独鹤的忠实读者，每天必读严独鹤在《新闻报》副刊上的文章。因患精神妄想症，金甦经常发生幻觉。他认为这是严独鹤的文章在作妖，控制了他的灵魂，使其精神受苦，于是动起了杀机……后来，经过及时抢救，严独鹤终于转危为安，金甦也被送往精神病院治疗。

上述记忆，既有尴尬，也有苦涩，更有惊心动魄，说不上有多么美好。但这些记忆，无疑为色彩斑斓的望平街历史，抹上了一层不一样的油彩。

……

上海解放以后，望平街被改名为“山东中路”。外国坟山原址矗立起了黄浦体育馆；申报馆、新闻报馆先后被解放日报社接收；时报馆建筑底楼一度成为上海美术书店（现已不存）。本世纪初，新闻报馆被拆，在原址上建起了申大厦。申报馆虽然仍矗立在原地，但解放日报社早已迁出。于是，作为“中国报馆街”的望平街，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