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平｜因半页轻慢，他们用十六年写下《中国医史》

• 外汇
• 8小时以前
• 0
• 1

《中国医史：本土医学的演变与发展（汉英对照）》，王吉民、伍连德著，李汉平译，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1月出版，785页，198.00元

1913年，美国医学史家嘉里逊出版了《医学史入门》。这部七百六十三页的巨著以希腊-拜占庭-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欧陆医学的发展为主线，将苏美尔、犹太、印度、中国、日本的医学传统作为“他者”，并入仅十一页的“苏美尔与东方医学”一章。在这寥寥十页中，中国部分不仅篇幅最短（不足一页），甚至在章末小结中也被忽略。嘉里逊语气极尽轻蔑，称中医文献无一具有丝毫的科学意义：

中国医学全然停滞不前——倘若我们被中世纪的观念束缚至今，西方的医学也会落到这般境地。中医文献汗牛充栋，然而无一具有丝毫的科学意义。其特点在于权威崇拜、拘泥形式以及学究式的细节堆砌。中国的解剖学认为人体有三百六十五块骨头；关于颅骨，一说仅一块，一说则男子八块、女子六块；喉通向心；脊髓直达睾丸；肺八叶而肝七叶；脾与心则为思维中枢。人体结构的知识如此贫瘠，发展外科几无可能，何况中国人笃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忌讳抽血或毁伤身体。阉割是他们唯一施行的手术。尽管他们同样采用拔罐与按摩，却并不采用放血疗法，而代之以艾灸与针刺。所谓艾灸，即把小型锥状的可燃艾绒贴附全身并点燃。针刺则是以纤细的金针或银针刺入绷紧的皮肤，并以旋转的方式行针。二者均以反向刺激的方式治疗痛风与风湿病。中国人在推拿方面极为聪慧，也最早雇佣盲人按摩。中国病理学的分类极为琐碎，如发热多达一万种，痢疾分为十四种。诊断上他们极为重视脉象，如演奏钢琴一般以手指按压的方式，触诊双手桡动脉的不同部位，从而得出六组脉象数据，分别对应了不同的脏腑与疾病。中国的本草学异常繁杂，既囊括了常用药物如人参、大黄、石榴根、乌头、鸦片、砷、硫、汞（用于涂擦与熏蒸梅毒），也不乏诸如动物器官或排泄物等令人作呕之物。中国古人已知晓天花的预防性接种，这一技术很可能源自印度。

嘉里逊这段话具有典型的西方中心色彩。他说中医文献“没有丝毫科学意义”，显然有失偏颇，但更深层的西方中心其实蕴含在嘉里逊对中医的“认可”之中。

比如，他并未否认中国医学中推拿、拔罐的存在，但随即指出中国“不采用放血术，而代之以针刺与艾灸”。从推拿、拔罐、针灸忽然跳跃到放血术，对中国读者或许显得突兀，但在西方医学史中，放血术长期作为核心的治疗手段，其缺失本身即意味着某种医学发展的“偏离”。当嘉里逊写作时，放血术早已被现代医学所否定。但他特意提出“放血术”在中国的缺失（实际上放血疗法在中医并不少见，只是形式上有所差异），无形中以西方医学自身的发展经验作为参照，将中国医学置于一种“偏离常轨”的位置。

反过来说，只要与西方医学发展经验相近，就往往会被视为具有科学贡献。例如嘉里逊紧接着论及日本医学（略超一页）时，大为赞赏日本人用红色帷幔治疗天花，称“这是古代日本在治疗学上的一大贡献，后来被加德斯登的约翰（John of Gaddesden，十四世纪英格兰医学家）与尼尔斯·吕贝里·芬森（Niels Ryberg Finsen，丹麦医生，因光疗研究获得1903年诺贝尔医学奖）所采用”。姑且不论芬森对天花的光疗效果从未得到证实，在现代医学中已被放弃；日本古人用红色帷幔的原因是信仰红色能够驱除恶灵、安抚神祇，与医疗实践毫无关系。嘉里逊或许是无心之失，但他一边认为中医文献毫无科学意义，一边又认可日本的宗教迷信的医学价值，这种双标的实质便是西方中心的历史滤镜。

讽刺的是，无论中国还是日本，最终都未能出现在嘉里逊在《苏美尔与东方医学》这一章的小结中：

总而言之，就东方医学对我们的贡献而言：巴比伦人专长于医疗费用与报酬制度；犹太人开创了医学法理学与公共卫生制度，并设立了每周的安息日；印度人则展示了外科手术的技艺——这一技艺此后成为雅利安人种恒久拥有的特质。

这段话的“我们”显然指的是雅利安人种所代表的西方医学。中日由于对西方医学的历史发展缺乏直接影响，因而也就没有总结的必要。两年后，因成功扑灭东北鼠疫享誉世界的伍连德，读到了这本书，认为嘉里逊对传统中医的评价过于偏颇，致信抗议。

当时伍连德正与王吉民等人成立中华医学会，出任《中华医学杂志》总编。据王吉民回忆，嘉里逊复函称“中医或有所长，顾未见有以西文述之者，区区半页之资料，犹属外人之作，参考无从，遂难立说，简略而误，非余之咎”。伍连德对此深受震动，随后与王吉民立志“保存国粹、矫正外论”，历时十六年，最终在1932年出版了首部以英文写就的中国医学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两人中更熟悉中医文献的王吉民负责上卷，即笔者翻译的《中国医史：本土医学的演变与发展》；伍连德负责下卷，即西医传入中国后的发展及其影响。

王吉民

伍连德

《中国医史》的问题意识与误解

嘉里逊对中国医学的轻蔑评价，以及伍连德致信抗议的经过，在《中国医史》的相关论述中并不少见，然而往往点到即止，并未具体分析嘉里逊撰写的著作正文。前文的分析，是为了让读者更好理解王吉民与伍连德撰写《中国医史》的问题意识。

对《中国医史》的定位，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王伍的立场，长期被两种对立的声音所诠释。有人认为王伍不满于嘉里逊，毅然以英文传播中国医学史，特别是王吉民所著的关于本土医学发展的上卷，是对中国医学文化的积极辩护；也有人认为王伍均为西医出身，《中国医史》关于西医的下卷篇幅明显超过上卷，伍连德甚至参与了1929年的废止旧医案，因此王伍的立场无疑是反对中医、为西医的发展铺陈历史合法性。实际上，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医史》曾有过中译本，但旨在作为“民族虚无主义”的批判对象，仅印刷了十五册。

回归王伍创作《中国医史》的历史语境，不难发现，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首先，王伍确实有为中国医学正名的爱国热情，但并不意味着对传统中医的全盘认同，正如王吉民在《本土医学的衰退》一章所述，尽管新体系与旧体系存在分歧，但二者趋于同样的目标：科学化的医学，没有国界、种族或宗派偏见。其次，说《中国医史》反对中医、为西医发声，也有一个难以回避的矛盾：如果是为了合法化西医，那何必要用英文撰写，在英文世界这岂非不证自明？实际上如李约瑟所说，此书在此后几十年的中国医学史领域“几乎是西方医学史家所知的唯一著作”。

上述立场相反的解读，都陷入了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的二元对立。然而从前述对嘉里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王伍的回击并不是在中医西医之间站边，而是以科学为准绳，将中国的医学发展历史作为整体加以批判性地回顾，从而既增加中国医学文化在国际上的能见度，又回应了以“科学”之名的西方中心医学史论述。实际上二人在第一版序言中已经提到将中国医学的传统与现代部分视为整体：

一部中国医学史不仅要包含源远流长的传统医术之理论与实践，也要囊括在上一世纪有着长足发展的现代医学之成就。要使中国医学为人理解，并恰当地评估其历史意义，则必须要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

以科学为准绳：重审中国医学的历史经验

在王伍看来，医学史的意义并不止于保存旧学，而在于为医学的发展提供可供反思与比较的历史坐标。如伍连德在1919年为陈邦贤《中国医学史》所作的序言中所述：

神农黄帝，实为世界医学家之鼻祖，于历史上最有荣光。乃延至今日。我国医学反居人后，其中原因虽多，而医史阙如亦其一也。盖系统既不可稽，斯沿革莫由参考。年湮代远，可资科学之研究者，只有陈陈相因，各立门户之旧籍耳。夫岂圣哲日日求新之本旨耶。余考各国之医学，莫不有医学史者。其医学史中，间亦有涉及中国医事，然往往多所乖误。而未能得其真相。是何也？因吾国本无医学史可为外人之借鉴故也。

伍连德认为，一国若缺乏系统的医学史，学术沿革便无从稽考，科学研究亦难以推进。因此医学史的编纂本身，便被视为医学不断“求新”的前提条件，而非对既成传统的简单回顾。

然而，陈邦贤这版《中国医学史》以文言写就、按朝代分章，影响主要限于国内读者，既难以进入以英文为主的史讨论，也不足以直接回应西方医学史著作中对中国医学的轻蔑评价。在王吉民与伍连德看来，若要真正“矫正外论”，就必须以现代学术语言与方法，重写中国医学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医史》并非简单重复既有史料，而以“科学”为贯穿全书的评价准绳，对中国医学在不同时期的成就与局限作出区分性的判断。这一点，最直观地体现在全书的历史分期之中。

与欧洲中心的医学史常采用“希腊—罗马—拜占庭—文艺复兴”的线性分期相似，王吉民所著的上卷在时间顺序上亦将中国医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春秋之前的“上古或传说时期”、春秋至唐末的“信史或黄金时期”、自宋代至清中叶的“中古或争议时代”，以及清中叶至民国的“现代或转型时代”。这种分期方式表面上遵循年代顺序，但各阶段标题中反复出现的“或”字，暗示了作者在时间维度之外，也引入了明确的价值评判。

在王吉民看来，春秋之前的医学更多停留在传说与神话层面，就科学意义而言贡献有限，但文化象征价值仍不容忽视；自周至唐，则是中国医学理论逐渐成型并不断推陈出新的“黄金时期”。而在这一黄金时期内部，他又进一步作出区分：周代可称为“哲学时代”，重在整体思辨；汉代则为“科学时代”，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至唐代，随着佛教传入及道教符箓体系的兴盛，医学中迷信因素增加，科学性反而有所退化。

基于这一标准，王吉民尤其推崇汉代医学的发展，并将仓公、张仲景与华佗并称为汉代医学三杰，因为三者的理论均植根于具体医疗实践，体现出可贵的实验精神。这种以科学为尺度的立场，在王吉民的医史研究中一以贯之。他曾发表《中国古代就认识到了人的血液循环了吗》一文，对于当时盛行的“中国早于哈维两千年发现血液循环”的说法，保持了高度审慎的态度。王吉民承认《内经》对气血循环不息的描述与现代生理学有相似之处，但亦坦承《内经》之后中医长期缺乏以实验方式加以修正与发展的尝试，致使这一认识未能真正转化为科学成果，直至西学东渐，方才得以澄清。

正是在这种既反对轻蔑贬低，又拒绝神话传统的立场中，《中国医史》确立了一条清晰的方法论路径：以科学为准绳，重新审视中国医学的历史经验。这种写法既回应了西方医学史中关于“中国医学缺乏科学精神”的偏见，也避免了将传统医学神圣化的叙述方式，为理解中国医学在世界医学史中的位置，提供了一种更为冷静而持久的视角。

以历史为线索：对西方中心医学史观的回应

《中国医史》以“科学”为评价尺度，本身就削弱了西方中心医学史观赖以成立的前提：即只有西方医学才遵循理性与经验的进步路径。沿着这一尺度展开的历史叙述，使得中西医学之间的差异，不再被简化为文明优劣的等级对照，而被还原为不同社会与知识传统在相似历史条件下所作出的回应。

这一立场，在全书第二十六章尤为明显。本章开篇即指出，最早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眼中“不寻常乃至奇特”的现象上，尤其是中医药方中看似荒谬、令人作呕的成分，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在近代之前的欧洲医学中，类似的经验性用药做法同样屡见不鲜。即便是嘉里逊所抨击的动物分泌物乃至粪便，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欧洲医学中亦并不罕见。若将这类实践从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再以现代医学标准加以嘲讽，本身便是一种选择性的傲慢。正因如此，西方社会长期对中国本草学抱持普遍的怀疑态度，其潜在的医学价值也因此迟迟未能得到认真对待。

1548年，约翰·班尼斯特在理发师大厅的解剖课。彩墨画，约1680年，作者不详，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与此同时，王吉民并未回避中国医学在某些关键领域中的长期不足。以解剖学为例，他指出，在传统社会中，解剖尸体往往被视为对盗匪或罪犯的惩罚行为，解剖与验尸因此未被纳入医学的研究范畴，由此在社会观念上形成了对解剖的普遍回避。这一制度与文化结构，使得解剖学难以成为中国医学发展的核心环节，也构成其科学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历史限制。

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强调，中国医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明显的分化与争论。宋金元时期，医学理论逐渐分化为不同学派，医家之间相互批评、彼此竞争，形成了所谓的“争议时代”。然而，这种以学派分化与理论争论为特征的发展态势，并未在后世持续转化为新的医学突破。至清代，随着学术重心转向考据与训诂，医学逐渐失去此前的理论活力，主要工作转向对既有体系的整理与沿袭。

王清任

然而，在整体趋于保守的环境中，作者仍然特别肯定少数具有质疑精神与原创意识的医家。清末的王清任即是代表人物之一。王清任敢于挑战前代权威，对人体结构提出修正意见，展现出罕见的勇气与恒心。尽管他对动脉功能的理解仍存在明显错误——将其视为输送空气的器官——但这一误判并非中国医学的特例，早于哈维之前的欧洲医学研究者亦曾持有相似观点。通过这样的并置，作者有意将王清任置于世界医学史的共同语境之中，而非简单视其为“落后传统”的例证。

类似的比较，也体现在对药物理论与处方结构的讨论中。中国药方中的“君臣佐使”体系，与西方药方中由主药、辅药与调和药构成的结构并无本质差异；本草学中按特定器官与疾病对应药材的思路，也可与帕拉塞尔苏斯的形象学说或盖伦的气质理论相互参照。正如作者援引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的话：“当我们对《本草纲目》中的建议报以轻蔑的嘲笑时，不要忘了西方同时期的医学著作也包含了许多几乎相同的内容。……若说中国今日的药理学落后了西方数世纪之久，那么也可以说，中国在历史上也曾远远领先于西方。”（《中国医史》，669页）

由此可见，《中国医史》并未试图通过夸大中医成就来反驳欧洲中心论述，而是通过细致的比较，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历史面貌：不同医学传统在相似的社会条件与知识限制下，往往会发展出结构相近的解释框架，进退得失亦呈现出可比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书所反对的，并非欧洲医学本身，而是一种将历史差异简化为文明优劣的医学史叙事方式。

尾声

不久前，我曾参加一场以“全球南方文学翻译”为主题的论坛。一位与会者谈到，非洲作家联系到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译介到中文世界，让更多读者在欧美话语体系之外，听见来自不同文化与历史经验的声音。不知为何，我忽然又想到近百年前的王吉民与伍连德。他们当年处于与那位非洲作家类似的处境，渴望自己民族的文化与历史经验被人聆听，而不是被矮化为西方中心话语中的一页注脚。甚至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因为彼时还没有另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度愿意主动伸出文化译介的援手。然而两位先生并未止步于抱怨，而是选择以一部耗时十六载《中国医史》回应偏见——通过严谨的史学书写，将中国医学重新置入世界医学史的讨论之中。

九十多年前，中国正是那个在国际学术话语中长期沉默、亟需为自身发声的“他者”。九十年后，当我们有能力、有条件去帮助更多曾被忽视的文化传统进入公共讨论视野，这本身便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若王、伍二位先生有知，或许也会为此感到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