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本论”对阳明心学的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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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日报）

□ 钱 明

王艮的“身本论”是对王阳明“安全观”的创造性转化。阳明曾在55岁那年写的《答顾东桥书》中明确提出了“安全而教养之”的命题。“安全”一词最早出自《易传》：“无危则安，无损则全。”《论语·宪问》亦就“安人”与“修己”的关系作过阐释。儒家虽主张“为己之学”，使主体人格自得挺立，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安人”乃至“安百姓”的“成物”之目标。《孟子·梁惠王上》则进一步把“制民之产”作为“安百姓”的前提条件。后北宋的程颐又将“安百姓”上升到“为政之道”的高度，提出了“顺民心”“厚民生”“安而不扰”“民生阜足”等主张，而“安而不扰”“民生阜足”即所谓“安全”也。在儒家看来，为政者应当首先设法满足百姓由安全、繁衍、富足而来的物质生活需求，其次才是道德教化。而《礼记·大学》中所说的“明明德”其实就是“修己”，“亲民”不过是“安百姓”的同义语。

不过《论语》中并没有“安全”的概念，也无“全”的概念，只有“安”的概念。而《易传》所说的“安”与“全”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含有社会和谐安定与民生富庶保全之意。到了阳明那里，“安全”概念又上升为“安全”观，其所谓“安全”二字，大致可释为生命至上、财富为重，而其所强调的“安全而教养之”，就是要把保全人的生命和财产作为觉民化民的先决条件。在阳明提出“安全而教养之”之前的正德十六年正月初五日，当人们还在过大年时，他就向已放下武器的人发布通告，要求“随从逆府舍余军校人等……但念其各已诚心悔罪，故今务在委曲安全，仰各洗心涤虑，改恶从善，本分生理，保守身家”。连有罪的人也务必要让他们“保守身家”，以确保“安全”，足见阳明的“安全”是对所有人说的，目的就是要为所有人提供生活安全保障。

而且王阳明“安全观”的重点还在于“衣食充足”，即保全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确保每一个人都有“家业衣食之资”和“父母妻子之恋”，而“衣食充足”的基础又在于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知技艺之可以得衣食”。这就是阳明所强调的“衣食之道”：“衣食不充”则社会不稳、人心不和；“衣食之道日穷，老稚转乎沟壑”；“衣食不给，若非掳掠，何以为生”。

总之，阳明的“安全观”包含着物质层面的“养民”与精神层面的“化民”这两大要素，由此才构成了阳明完整的“养民之政”或“安民经国之事”。它除了社会、政治方面的“安全”属性外，还包含面向“人民”的“安民”和“觉民”。安者安养，保全也；觉者觉悟，教化也。“安民”“保民”偏重于民生，属于生活层面的衣食住行；“觉民”“化民”偏重于民教，属于精神层面的德智美体，虽然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轻重缓急一目了然。阳明与朱子一样，两者兼顾，既主张“觉民行道”，又主张“安民行道”；既强调“化民善俗”“化民成俗”，又强调“商货流通，厚生利用”“财者民之心也，财散（即藏富于民）则民聚”。但是，在阳明那里，“安民”要重于“化民”，“化民”乃以“安民”为前提。所以阳明在重视社会层面、精神领域之“觉民”的同时，更关注个人层面、物质领域的“安民”，使传统儒家的“安全”观念得到强化。

由阳明的“安全观”可以很自然地引申出“养民”“安民”“富民”，亦可很自然地引申出“养身”“保身”“安身”。王艮正是在这种“安全”理念的基础上提出并构建了“保身”理论。王艮在提出“百姓日用是道”的同时，又系统阐释了“立吾身以为天下国家之本”“不知安身，则明明德亲民却不曾立得天下国家的本”“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为失本”的身本论，从而为泰州学派的民生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后其弟子颜钧又发展了王艮的民生思想，主张“大赍以足民食,大赦以造民命,大遂以聚民欲,大教以复民性”。颜钧的弟子罗汝芳则将阳明学的民生思想作为施政方针，要求官员成为有“亲民之心”的“识者”，做到“向其（民）所欲为，背其（民）所欲去”，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执政者的“公平正大之心”。

王艮虽然亦如阳明一样将“明明德”与“亲民”的关系视为体用关系，但他却说：“知明明德而不知亲民，遗末也，非万物一体之德也。知明明德、亲民而不知安身，失本也。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亦莫之能亲民也。知安身而不知明明德、亲民，亦非所谓立本也。”进而把“安身”作为明明德、亲民的“本”，认为“明明德”和“亲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安身”：“明明德以立体，亲民以达用。体用变通，趋时虑也。如是而身安……要在知安身也。”阳明的“亲民”“安民”皆为良知（明德）之“用”，而王艮却把“安身”作为明明德、亲民之“本”，这是一个很大的“发明”。因此在王艮那里，“安身”就是“行道”，“安身行道”要比“安民行道”更为彻底。这就把阳明的“亲民”说与孔子的“安百姓”说统摄于“安身”说，由“民”本上升到“身”本，认为只有“安身”才能实现为己与为人、修己与安百姓的统一。

然而，因“安身”实又包括安“己”身与安“民”身，所要达到的是“我”与“人”或“己”与“民”的共同“安身”，所以“安身”不仅取决于安“己”身，更取决于安“民”身。而民“身”保障的根本在于民“生”，只有满足了百姓的日常生活需要，才能确保“安身”。因此，“安身”归根结底还在于“安民”，“安身行道”也就是“安民行道”。

不难看出，《易传》和孟子实际上强调的是先知先觉者对“不知其道”之“民”的教化，而王阳明、王艮的“安民行道”和“安身行道”则强调的是治理者要把“百姓日用”即民生放在第一位，认为只有保障了民生才能行教化之实，因而必须先生活后教化。

（作者为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