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语：跨越山海的文化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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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宋元时期，闽南商人便已扬帆远航，他们不仅载着丝绸、瓷器、茶叶，也将故乡的方言——闽南语，第一次系统地撒播到马六甲、爪哇、吕宋等地。然而，真正塑造今日东南亚闽南语分布格局的，是19世纪末那场规模浩大、充满血泪与希望的“下南洋”潮。

彼时恰逢西方殖民者急需劳力开发东南亚的种植园、矿山和港口，一批又一批漳州、泉州的子弟挥泪告别红砖古厝，登上拥挤的“大眼鸡船”（一种远洋帆船），驶向未知的“番爿”（南洋）。据厦门地方志记载，仅19世纪末，从厦门港出发的闽南移民就超过50万之众，他们构成了当时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绝对主体，分布于新加坡、槟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马尼拉等地。

迁徙的洪流也悄然塑造着语言的形态。漳州府与泉州府虽同属闽南语系，但口音、词汇略有差异。于是，在印尼棉兰，漳州移民居多，那里的闽南语便带着浓厚的“漳腔”；而在菲律宾马尼拉的王彬街（早年称“涧内”），泉州府晋江、南安籍商人云集，其闽南语则以“泉腔”为主流。这种分化是原乡文化烙印的延续。一位棉兰老华侨回忆：“初到棉兰，听到漳州腔，就像在异乡突然遇到了隔壁村的老阿伯，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闽南移民本能地以地缘为纽带，聚族而居，在异国他乡构筑起一个个充满乡音的“小闽南”。新加坡的牛车水、马来西亚槟城的乔治市老街、菲律宾马尼拉的岷伦洛……这些著名的“唐人街”或“福建街”，其早期雏形正是闽南移民的聚居地。在这里，街头巷尾回荡着小贩用闽南语的吆喝：“豆花——烧的！”“薄饼——好食！”乡音成为抵御陌生环境的温暖屏障，是融入市井生活的“金钥匙”。直至20世纪中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闽南人聚居区中，仍有超过80%的家庭将闽南语作为日常交流的“灶头话”（家庭用语）。

这种高密度、自发生长的语言生态，其核心支撑点是遍布南洋的宗乡会馆。每逢妈祖诞、关帝诞、春节、中秋，会馆便是乡情与文化的大舞台。高甲戏、歌仔戏的锣鼓丝弦响彻云霄，引人入胜的“讲古”用方言演绎着《三国》《水浒》的忠义传奇，吸引着祖孙三代齐聚一堂。更可贵的是，会馆自觉承担起语言文化教育的重任。以吉隆坡青云亭为例，自19世纪末便开设“义学”，专收同乡子弟。教材并非生硬的识字课本，而是《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的闽南语读本。至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有超过60%的闽南裔青少年曾在类似的会馆义学中接受过方言启蒙。

20世纪初，新加坡的橡胶贸易几乎被闽南商帮所主导。在广袤的橡胶园里，工头用闽南语发号施令，来自闽南的劳工（占当时橡胶园劳工的近45%）用熟悉的乡音沟通协作，效率倍增。在商行林立的直落亚逸街，闽南商贾间的谈判、契约签订，乃至日常的货款交割，通行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会晓讲闽南话，交易卡顺煞。”掌握流利的闽南语，意味着能更快地融入这个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商业网络，获得圈内人的信任和宝贵的合作机会。

翻阅20世纪30年代的商业档案，连接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厦门、泉州、漳州）与南洋各地的商业信函、汇票、合同文本中，有高达40%直接用闽南语书写或包含大量闽南语词汇术语。一位老侨批局的职员回忆：“写批（信）给唐山（中国）的亲人，用闽南话写最亲切，事情也交代得最清楚，收批的人一看就懂。”

至20世纪50年代，东南亚有约60%的华人商家仍以闽南语为主要工作语言。方言，在算盘的噼啪声和商船的汽笛声中，找到了生生不息的沃土；据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全印尼300余座妈祖庙中，有85%仍坚持全程使用闽南语主持祭祀仪式。乡音，在这袅袅香烟的氤氲中，悄然渗入下一代的心田。

传统节庆是闽南语最生动活泼的“流动课堂”和“情感黏合剂”。马来西亚槟城的中秋夜，老街区张灯结彩。家家户户在骑楼下摆出供桌，闽南裔家庭围坐在一起，分食着闽南特色的“芋饼”和“麻糍”。皓月当空，白发祖父用醇厚的闽南语，向孙儿孙女讲述“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的古老传说。这种将语言传承完全融入生活仪式与情感体验的方式，展现了民间朴素的智慧——文化根脉的延续，往往不需要宏大的理论，它就蕴藏在祖辈的絮语里，在节庆的欢腾中，在充满烟火气的日常坚守之中。

闽南语在东南亚的传承之路并非坦途，它始终处于各种主流语言的包围与冲击之下，由此也塑造了其强大的适应性。马来亚、新加坡的殖民统治期间，推行了相对宽松的（或者说实用主义的）语言政策。一方面，殖民者推广英语和马来语作为行政与通用语；另一方面，他们对各族群内部的语言文化并未强力干预，客观上为闽南语在家庭、社区、宗教、商业等领域的延续保留了空间。“番仔话（指马来语）要学，但咱厝话（闽南语）才是根本”，成为许多老一辈华侨的共识。

在新加坡殖民地双语教育政策（英语+母语）影响下，许多闽南裔家庭的孩子在学校学习英语，在社会上可能需要接触马来语或普通话，但在家庭内部和同乡社群中，闽南语仍是主要的沟通语言。这种环境促使许多华人练就了在不同语言间灵活切换的能力。同时期的华文学校（华侨自办）在闽南语传承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一些学校甚至直接开设闽南语选修课或方言文学欣赏课。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有超过50%的华文学校在课程中不同程度地包含了闽南语教学。这使得年轻一代在努力学习英语等“大语言”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同时，并未完全割断与自身方言文化根基的联系。

这种在多重语言压力下寻求“多元共存”的生存策略，充分展现了闽南语及其使用者非凡的文化韧性与适应智慧。它像一株顽强的榕树，在夹缝中寻找阳光雨露，盘根错节，生生不息。

（作者单位：泉州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