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霸工厂”到“理财高手”

外汇
11小时之前
4

清嘉庆年间鳌峰书院全图

鳌峰书院是清代福州四大书院之首，因直面福州于山鳌顶而得名。从1707年至1905年近200年的辉煌教育史，书院学子考取举人、进士不胜枚举，堪称清代东南“学霸制造机”。作为福建第一书院，根据《鳌峰书院志》记载，书院每年的各项花费共计银5912两1钱3分，其中还不算遇闰月加增和处理突发事件所需。面对如此庞大的经费支出，鳌峰书院在办学过程中积极发挥经营智慧，“开源”与“节流”并举，因此跨越困境一跃跻身成为东南学术的“心脏”。

官倡绅助滋养活木

鳌峰书院建立之初，曾受经费掣肘，“学舍几不能容，经费亦往往告匮”。

首任山长张伯行捐俸购置学田200余亩，后又联合地方士绅扩大规模。至清雍正年间，学田亩数剧增，年收租谷折银上千两，成为书院主要经费来源。雍正十一年（1733年）上谕，在督抚驻扎之所、省会之地兴办会城书院，各赐帑金1000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豫为筹画，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这为各级官员动用公款支持书院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极大地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嗣后，鳌峰书院在清乾隆年间多次得到各种形式的公费支持，这些银两或交给专员管理，或置办田产收租，或用作赏供，所获所得悉数充作书院师生膏火。这一时期，官方拨款成为书院稳定的经费来源。

除了官府拨款，地方要员、盐商巨贾、士族乡绅集体“参股”，形成一股强大的民间支持力量。他们或以银钱“注资”，或捐出家族私田划为“书院学田”。雍正八年（1730年），赵国麟出任福建巡抚，每月三至鳌峰书院，与学子讲论文义。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担任福建巡抚的徐嗣亲自招考学子，“设都讲，厚廪饩，崇体貌，解弃一切束缚，多士麇集”。行政长官这种以身作则的行为，不仅为学院“招商引资”，更带动诸多地方士绅共同出力支持书院的发展，使得当时形成一个心照不宣的惯例：每任总督、巡抚、学正等都要起到带头示范作用，在一定时期内来到鳌峰书院讲学。

鳌峰书院建立至清嘉庆十年（1805年）80余载，每年各官公捐养廉银1100余两，“数年来，当事诸巨公改革节缩，重以浦城祝氏捐产，弊去而财阜。乃市左近民房尼庵，聚绅谋之，酵金修举，不日告成”。得到大力支持的书院发展迅速，时谓“鳌峰非独书院，乃八闽治平之策源地”，足见其影响力之深远。观其行止，书院主事者于宦海风波中长袖善舞，周旋于各方势力，所展现之政治智慧，令人击节。

即便如此，受制于经费来源单一，“官绅投资+政府拨款”的模式难以支撑书院用度，一度出现“学舍几不能容，经费亦往往告匮”的境地，学子上课时只能聚于鉴亭。此外，学子房舍及学院管理皆因经费问题支绌艰难，改革书院模式、拓展经费来源成为当务之急。

以钱生钱以田养田

为求书院基业永固，书院管理者未雨绸缪，每年从收入中提存部分资金以此设立风险储备金，但这笔资金并非被牢牢锁在柜中，而是被巧妙地投入一场名为“发商生息”的资本游戏中。

嘉庆二年（1797年），典商叶柱棻等领银1800两，此后每年年息216两按季流入书院库房，化为莘莘学子的灯火之资。8年后，典商郑宝善、刘达盛也各自从鳌峰书院拿到银1500两的贷款，月息1分，按季缴库，用途同上。

然而，这场资本游戏并不总是一帆风顺，《鳌峰书院志》中一纸盐商萨重山的禀帖，便道出其中的风险。据萨重山等禀称：“山等递年应完鳌峰生息银两，系年清年款，惟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七年（1812年）、十八年（1813年）、十九年（1814年）并二十一年（1816年）等年息银4590两4分5厘，前缘倒罢疲商，历年积压莫能完缴，以致延欠。”这笔烂账成为书院投资史上一道醒目的伤疤，却也印证鳌峰书院从“发商生息”中获得巨额利润与其投身金融浪潮的胆识。

若说“发商生息”是书院灵活的“理财术”，那么那片覆盖范围甚广的学田便是它坚实的“压舱石”。这些由官府划拨、乡绅捐赠的学田，通过租佃收粮、钱庄生息，形成了一套“学术永续基金”。闽县乡绅陈化龙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间，将田147亩呈请捐入鳌峰书院，租与人佃，每年纳租谷8061斤，每百斤折钱800文，统应纳租钱64488文；郑仕耀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捐助田亩，计田126亩9分，应租16138斤，每亩征钱560文，共应征钱71064文；浦城县职员祝缔封于嘉庆二年（1797年）捐赠契买租谷1984石4斗，用于支持整峰书院办学……

这些土地被精心租佃，产出源源不断。至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左右，统计鳌峰书院学田约894亩，额收租银2082.193两，租钱361302文。

正是“资本+土地”的双轮驱动，使得鳌峰书院逐步摆脱了对政府拨款的依赖，一步步走向独立运转的“知识工厂”。那些写在账本上的数字与刻在书本上的思想，共同成就了这段跨越百年的教育传奇。当别处书院因经费枯竭关闭时，鳌峰书院却在动荡中依然书声琅琅。

瓦肆生细流书香溢财源

在开辟财源、盘活资产的诸多举措中，租赁店铺以获取稳定租金成为鳌峰书院一项堪称“细水长流”的财政基石。相较于官员捐赠的波动性与学田收成仰赖天时的丰歉风险，乃至“发商生息”所潜在的亏折隐患，店铺租金以其可预期、低管理、抗波动的鲜明特性，为书院日常运转提供可靠的现金流。

这一点从《鳌峰书院志》中的记载可见一斑：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店租岁入统算为139两，近百年后的嘉庆十二年（1807年），虽货币单位改为制钱，但每岁87570文的租金总额，依然稳定支撑着书院开支。志书中详录的零星店产，如坐落于闽县府东铺、郎官铺等各间店屋，其几千文的月租收入看似微薄，汇聚起来却成了滋养书院的不竭活泉。

尤为令人称道的是，书院管理者并未止步于稳定的不动产经营，他们宛如精明的账房先生，在打理好田产、店铺这些“硬件”之后，又敏锐捕捉到书院最核心的“软件”——知识本身。他们意识到书院所研习的理学经典、为学子准备的科举程文在市场上有着巨大的需求。于是，他们大胆地将这些资源进行商品化开发，组织刻板印行并直接设铺销售。

这一举措妙在双赢：既顺应了文化教育时代潮流广传学术，又为书院开辟了一条不假外力、依托自身的财源。从坐收租金的“房东”到经营知识的“书商”，这种将城市不动产的稳健运营与知识的商品化并举的开拓智慧，生动诠释了“以文养文、务实经营”的古老智慧。

鳌峰书院自创立起，便立志高远，以赓续文脉、振兴八闽学术为己任，但经费支绌的问题始终如影随形。面对困境，一代代书院人筚路蓝缕，以非凡的智慧积极拓展创收路径扭转困局，将原本单一的经费结构向“官民互补、资本增值”的多元化经费体系转变，经营中展现的智慧与哲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实写照，根植本土、兼顾多方的处世智慧也在书院的漫长发展中影响着一代代学子，并由此将八闽智慧撒播各地。可以说，鳌峰书院不仅是一座教育丰碑，更是古代地方书院经济自治的卓越典范。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