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清代文言小说有两部家喻户晓的名作,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在清代,这两部的作品地位和声誉处于互相竞争、互相轩轾的态势。然现代以来却走向两个极端,《聊斋志异》被奉为经典,《阅微草堂笔记》被贬低为不够成熟的小说。这种评价很不公平,也缺乏阐释力。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现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文学性的小说取代子部小说之名,子部小说这一个庞大的文类被打散,使得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些概念混淆不清、评价标准单一。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学术问题主导性的加强,子部小说还原性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子部小说还原研究的必要性
中国古代有两种“小说”,子部小说是从先秦诸子就有的小家珍说、琐屑言论。自《汉书·艺文志》以来,就是目录学分类中的一个文类,系于子部之中,属于正统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类是从“小说家言”发展出的虚构的叙事文学,如唐人小说、明清章回体小说等。这两类作品因为长时间地共用“小说”之名,引起很多观念与类属的混乱与纠缠。近代以来将小说与西方的“novel”对译,“小说”就成为“虚构之叙事散文”的专有概念,传统目录学中的“小说”被取消了类属,消弭在笔记史料、笔记等称谓之中。
但失去了名字属性和研究的专门性的子部小说,具有类属稳定、数量庞大的特点,是不容忽视的学术遗产。
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为一种著述形式,子部小说在唐宋以后作者弥繁,书目日益庞大。《隋书·经籍志》小说类,有25部,共155卷;《旧唐书·经籍志》“子部”小说类列书13部,90余卷;《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类则增为123种,19家,600余卷,其中大部分是唐人记唐事;《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列书210种,359部,1866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家类”收小说123部,有存目小说196部,共计319部。清初的刘廷玑在他的《在园杂志》就指出,明清章回小说和话本小说虽然和子部小说同称小说,但这些排斥虚构、藻彩和主观想象的“小说”和文学性小说相比,“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也就是在明清时期,子部小说和文学类的小说已经发生混淆,刘廷玑只得用“历朝小说”与“稗官”加以区分。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到宋元明清的史书与私家著录,小说都是作为传统学术体系中“子部”或者“史部”中一类边缘化的著述收录的。
在现当代,子部小说失去了“小说”之名,而被称为笔记小说、古小说、史料笔记等名目。这些名目对子部小说来说都不贴切。以“笔记”来说,它是古人普遍采用的著述方式,无论是笔记小说还是史料笔记都无法准确涵盖“子部小说”;“古小说”则不是文体定义而是指某时段的小说,而事实上,到清末民初乃至当代都有从“识小”——也就是知识性的一面,进行考据、论述的子部小说作品问世,如王世襄先生的《锦灰堆》等。这种命名法的负面作用却很明显——子部“小说家类”失去了两千年来都属于自己的专名。这既意味着对历史和文化的割断,又因为失去了类属,作为整体的“小说家类”在今人眼中就不复存在,又谈何研究?
子部小说在现代语境中的消失,带来了古代小说研究的混乱。名之不立,使它们与文学小说的交叉之处难以廓清,两者夹缠在一起,使研究工作永远徘徊在辨名析类的原点上。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小说家类及存目为例,目前研究者既欲肯定其选目内在的合理性,又难免将它们作为文学类小说的前文体,放在等而下之的位置上,先天地被归入幼稚、低劣的一类。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总纂官纪昀为例,他按照子部小说文类标准创作的《阅微草堂笔记》,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一本志怪小说集,而是一部集十年心血的个人著作。徐珂称:“纪文达学究天人,胸罗万象,所谓无书不窥,无技不绝。加以天性旷达,不靳靳然赖雕虫小技见称后世,其精义微言,皆隐见于《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但这部书在现代却因笔墨平淡、缺乏文学想象而被视为未能进化成熟的小说,几乎被赶出文学殿堂。
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仅以文学小说的虚构和创作的自觉意识作为子部小说的特质,研究者是无法为其提供解释框架、发掘其本身价值的。因此,审慎认真地对待传统目录学小说,给子部小说——中国传统学术中的这样一大文类,以充分的还原性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还原研究的方法
对子部小说还原性研究,当从文献整理和文类研究入手。子部小说是“玉屑满箧”式的散漫的札记体,条目杂凑,缺乏内在的连贯和逻辑,历来不受重视,易于散佚。很多都散见于各种丛书中,版本不够好。还原性研究首先需要对“子部小说”原有的书目与文献资料进行完整收集。这项工作应包括从各类笔记小说大观、笔记小说集成、《全宋笔记》、全明笔记等的整理,到文言小说的断代、分类等文献考释和理论研究,如李剑国的《唐前志怪小说集释》《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孙顺霖、陈协琹编著的《中国笔记小说纵览》等,还包括小说理论研究如谭帆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等。
在小说书目的整理方面,像袁行霈、侯忠义编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王齐洲的“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小说资料集解”,都不以今人小说观念为标准,而以历代史著中的子部小说家类为依据,收集相关文献资料完全依传统目录学的“小说家类”进行编辑,这些都是子部小说还原性研究的文献基础。
子部小说的文类还原研究,指更新研究模式,将其置于传统子部分类的目录学体系之内,根据其文类特点进行研究。概括说来,子部小说的文类特点是个人视角的札记体著述。通常以短札的方式书写,一卷之中含有数十条,而内容相互间关联性不大,属于一条条杂凑成书。札记或者笔记都是指其短小、累积而成的著述方式。如清人章学诚所说“稗野说部”是“徵材之所余”,“犹经之别解,史之外传,子之外篇也”。子部小说既具子书性质,又是“识小之学”——从微观具体、价值不大的地方用功的一门学问。
在“小”与“杂”的面貌下,“子部小说家类”具有知识的属性。“子部小说”的目录学定位是边缘化的知识而非文学创作。属于被传统目录学勉强容纳的“另类知识”,并非崇高、深奥、需要正襟危坐学习的知识,而是所谓“杂事”“异闻”“琐语”那一类,故在价值和可靠性上都被大打折扣。“子部小说”始终是作为一类信息或者知识,反映并参与各个时代的文化生活。这是干宝搜神记异、洪迈记录鬼怪杂谈、纪昀以“著书者之笔”反对蒲松龄对私密场景进行文学性发挥和想象的立场所在。这些学者所注重者,乃“异闻”中包含的信息和知识,而非故事的文学性价值。所谓“记一事而自发议论,书一人而旁及琐细”的“子部小说”,是以“故事”为实事,保存闻见信息、探讨另类知识、表达个人学术见解为目的。所以知识史是贯穿“子部小说”历史的主线。
再有就是个人化的视角。小说在传统目录学中属于子部,成一家之言的议论是子部著作的价值所在。这种子部特质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作者以个人见闻、亲身经历来强调内容的真实性。其次是以议论为宗,叙事是铺垫,作者对事件的观察、意见和评价是更具价值的所在。子部小说选材自由度高,事无巨细、真伪,都可以在有闻必录的传统之下,不辨而述之。子部小说作者大都抱有为正史存史料或为补正史之不足的写作目的,各种无法被纳入正史的宏大叙事或叙事立场的材料,都可笔之于小说。具有比正史更广泛的叙事兴味,因而保存的史料更加多样。这在日常生活史兴起的当代,更加显示出其价值。
子部小说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这类研究体现“识小之学”的人文情怀。将子部小说放到古代文化和学术语境之中,从古人的“识小之学”中,可以感受体味士大夫朴实本真的著述动机与情怀。如对文化风物的兴趣与热爱。文人每历山川风物、时代沿革,乃至日用细物、戏笑不急之事都认真地记录保存下来,那种郑重和珍视之情是士人的精神面目和内心情趣的流露。这种生命态度在与今人的比较中显得弥足珍贵。比如我们喜欢汪曾祺、喜欢王世襄,说他们身上有士大夫气,其实就是那种在小说作者身上普遍流露的悠闲从容的人格,郑重地对待文化的细节和各类“细小事实”的人生态度。我们看小说家仔细地考证述说着一个个细微的物品、不足道的习俗或者消失的人事,在轻松愉悦之外为他们生命情怀感动。古人冲远温厚的风度和心境是附着在子部小说中的一笔精神财富。
其次,子部小说的史料价值在新的史学范式内,作为基层的、个人的视角史料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历史学家漆侠在《关于宋史研究》中说“宋人的小说笔记记录的事物范围颇广,保留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如洪迈的《夷坚志》,虽然有许多不经之谈,但如果认真逐条检抄,可能是记录有宋一代诸色匠人、雇工、佃客、商贾、小贩最多,材料价值极高的一部小说笔记。只要善加辨析,抹去上面的灰尘迷雾,就会显露出它固有的社会生活的光辉。”《夷坚志》就是一部著名的子部小说。
近年来“小事件,大视野”的微观史、日常生活史等的研究,使得子部小说的史料价值大大提升。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在正史之外,引用的史料多是《梦粱录》《夷坚志》《后山谈丛》一类子部小说。这些记录着古代日常生活和普通人感受的普通史材,为今天的人们建构出古代社会生动的质感。
(作者:王 昕,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