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语》笔记之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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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邯郸日报）
转自：邯郸日报
李文海
（一）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
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出，曰：“夫子不为也。”
冉有问子贡曰：“老师会襄助卫国的国君吗？”子贡说：“好，我要去问问。”
于是，子贡进屋去，问孔子：“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是古代的贤人。”子贡问：“伯夷、叔齐有怨恨吗？”孔子说：“他们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还有什么怨恨呢？”
子贡走出屋来对冉求说：“夫子不会帮助卫君。”
《四书章句集注》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将死，遗命立叔齐。父卒，叔齐逊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其后武王伐纣，夷、齐扣马而谏。武王灭商，夷、齐耻食周粟，去隐于首阳山，遂饿而死。
孔子师徒对话的时间是在卫出公与他老爹争位之时。卫国国君卫灵公，立的不是自己的儿子蒯聩，而是孙子蒯辄，史称卫出公。蒯聩本是灵公所立的世子，但因其谋杀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未成，被灵公驱逐，逃到了晋国。卫灵公死后，蒯辄被立为国君。这时，晋国又把蒯聩送回卫国，形成了父亲同儿子争夺王位的局面。蒯聩、蒯辄父子争位的事，与古代伯夷、叔齐两兄弟互相让位的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伯夷以父命为尊，叔齐以天伦为重，求仁得仁，夫子以为贤。本章这段对话，表明孔子赞扬伯夷、叔齐的“礼让为国”，而对蒯聩、蒯辄父子争位非常不满。夫子对于“父子争国”之事是不会参与的。
后来蒯聩以武力进攻其子蒯辄，蒯辄出奔。蒯聩得王位，为卫后庄公。公元前478年，晋攻卫，蒯聩奔戎州，被戎州人所杀。因乱蒯辄奔宋之后，卒于越。父子争位均没有好下场。
此章读来，为文有趣。子贡本问是否帮助卫出公之事，却问孔子对伯夷、叔齐的看法，“闻一知二”的子贡，以此便知夫子的意见。
子贡问的曲径通幽，孔子答的义理昭昭。
（二）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说：“吃粗粮，喝冷水，弯起胳膊垫着当枕头，乐在其中矣。用不义的手段得到的富贵，在我看来就是天上的浮云。”
这是孔子“富贵观”的又一次表述。《集注》曰：“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虽处困极，而乐也无不在焉。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
《集注》中程子有句话须引起特别注意，他说：“须知所乐者何事。”孔子不是乐于吃粗粮喝冷水，不是乐于曲肱而枕之。他乐的是道，是道义给他带来的乐趣。他也不是不喜欢富贵，而是讨厌不义而富贵。富贵和贫穷只不过是外部条件而已，他内心所乐的只是道。道之所存，贫困也乐在其中；道之不存，荣华富贵也轻如浮云。
为什么孔子谈起“道”常和“贫”连在一起？这是因为人性的缘故。人皆欲富贵，而讨厌贫困。贫困潦倒的时候，是对仁德最大的挑战，而人们往往经不起贫困的考验。颜回能够做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夫子深为赞许，前后连用两个“贤哉”表达内心的感叹。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是多么的难得啊。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贫蹇察其志。
钱穆说：“我常爱诵此章，认为大有诗意。可当作一首散文诗来读，尤其是最后十一个字，若省去‘如浮云’，只说于我有什么相干呢？那便无诗意可言了”。
（三）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从字面上来看， 孔子说：“让我多活几年，到五十岁的时候去学习《易》，这一辈子就不会有大的过错了。”
朱熹认为此章记录可能有误，据考证当时孔子年已几七十矣，五十字误无疑也。《史记》云：“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有解说“加”为“假”误，“五十”为“卒”误。
老夫子的意思应为，假我数年，学《易》到五十岁，这一生就不会有大的过错了。
朱注：“学《易》，则明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故可以无大过。盖圣人深见《易》道之无穷，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学，而又不可以易而学也。”
“不可以易而学也”，这是朱熹在警示后人：《易》是必修之学，但绝非“速成之技”。既要“知其不可不学”，又要“知其不可易而学”，千万不可急功近利。循序渐进，深入钻研，方能领悟其真谛。
《易》为《周易》或《易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博大精深的哲学著作，亦是一本古代用来占卜、预测吉凶祸福的书。它的起源可追溯到远古的伏羲氏时期，经过周文王和孔子的发展完善，形成了今日所见的《周易》。《周易》的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它提倡观察变化，辩证思维，并认为变革是宇宙的普遍原理和法则，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四）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对这段话，大多理解的意思是：孔子平时也说方言，但读《诗》《书》、执礼都用“官话”，即当时的普通话。
《集注》却认为，“雅，常也。执，守也。《诗》以理情性，《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此注可做参考。
孔子为什么于三者要讲普通话，这大概是教育工作的需要吧。西周的政治中心在陕西镐京，东周在河南洛邑，因此这一带地方口音的话逐渐成为了“官话”，也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雅言即此谓也。春秋时期，有那么多的诸侯国，如果都说地方话，肯定会不方便当时的内政外交，孔子周游列国大概也说的是普通话。
钱穆说：孔子重雅言，一则重视古代之文化传统，一则抱天下一家之理想。孔子曰：“如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此章亦征其一端。钱穆把雅言与“克己复礼”的主张连在了一起。
（五）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叶公向子路问到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子路一时回答不出。回头把这一情况汇报给老师。孔子对子路道：“你为什么不这样说：他的为人，用功便忘记了吃饭，心里快乐便忘记了忧愁，不晓得衰老会要到来，如此而已。”
叶公即沈诸梁，字自高，楚国叶县县尹。是成语叶公好龙的那位叶公。不知他打听孔子何意。但子路一时不好概括圣人之德，没有作答。
孔子的回答是自画像，形象生动。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好学成性。未得，则发愤而忘食；已得，则乐之而忘忧。孜孜以求，豁达乐观，不知今夕何夕。这就是圣人的气象啊。《集注》曰：“盖凡夫子之自言类如此，学者宜致思焉。”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孔子留给后世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发愤忘食，是圣人之志如此，真无有已时；乐以忘忧，是圣人之道如此，真无有戚时。在儒家看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多么需要圣人的这种风范啊。
（六）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奋敏捷去求的来的人。”
圣人是不是天生的？世上有没有天才？这一直存在着争议。此章孔子讲得很明确，他说自己并非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自己是个爱好古代文化，勤奋敏捷地去追求知识的人。
毛泽东是不是天才？文韬武略，天下几人比得？但毛泽东反对“天才论”，他认为所谓的天才，只不过聪明一点而已。这大概与孔子讲的“敏与求”同义。朱熹曰：“生而知之者，气质清明，义理昭著，不待学而知也。”老夫子和毛泽东都不承认自己是这样的人。
孔子的好学，在《论语》中随处可见。他的立论是“必有我师焉”，因此圣人无常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直到晚年返回鲁国，还依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是个真正的活到老、学到老的人。他“述而不作”，整理《诗》《书》《易》《礼》《乐》，编纂《春秋》，为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卓越和重大的贡献，“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至于毛泽东的好学，大家耳熟能详，为世人敬佩不已。
学而知之，应成为我们的坚定信念，成为勉励自己不懈努力的动力。人的智力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决定成功与否的是“学而不厌”，是“生而知之，困而学之”。即使是天才，天才的大脑也必须用勤奋来打开。孰不知天才的背后，流淌着多少辛勤的汗水。
《集注》尹氏曰：即使孔子生而知之，“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实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