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右铭新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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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世明

　　据史料，最早以“座右铭”命名的作品，出自东汉著名书法家崔瑗之手。这里头是崔瑗饱含彻心之悔的教训：他年轻时好意气用事，其兄被害，他盛怒之下手刃凶手后逃亡。几年后，朝廷大赦，他才回到故乡，自知因一时鲁莽铸大祸，遂作百字之铭放在座右，以随时自戒自省。

　　再往前看，座右铭起初并不是一种文字，而是一种被称为欹器的酒具。《荀子·宥坐》载：孔子参观鲁桓公庙堂时，见一只倾斜之器造型独特，他十分赞赏这种一旦装满水便会翻倒，“以戒满覆”的宥坐器，于是也制作了一件，置于座位的右侧。这里的“宥”字既有宽容、饶恕之意，也蕴含借鉴与自省的智慧，这其实是一种实物的“座右铭”。后来，为求便利，人们逐渐用铭文替代宥坐之器，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座右铭。

　　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座右铭历经千年仍焕发独特魅力。人们或悬挂先贤隽语于厅堂，或摘录名诗名句于案头，或将人生感悟铭刻于日记——这些浓缩的文字既是明志的宣言，也是自省的明镜。然而，其中亦不乏附庸风雅者的装点门楣，人云亦云者的盲目跟风，乃至借格言粉饰本心的功利之举。

　　座右铭为何而设？又将其“座”于何处？这“座”的位置，实则丈量着精神维度和价值尺度。若“座”于心扉，自当心口相应、躬体力行；仅“座”于墙上、止于纸面，则难免沦为形式主义的装饰。就像当年鲁桓公庙堂虽陈设警世的宥坐器，其本人却终成器识浅薄的反面典范——器物满堂，不过是装模作样。又如，宋太宗将五代孟昶《令箴》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苍难欺”十六字敕令勘石立于州县衙门；到宋高宗时又颁令地方，作为座右铭，州县长都要抄写下来，更要求官员每日诵读。诵声琅琅，一顶顶官帽照样落地。

　　口号喊得震天响，身子未曾动一动，遑论入脑入心？目下，某些人亦以“宁静致远”“源清流洁”装裱，但是否真正端“座”于心？正如宥坐器本身，在欲望的膨胀中轰然倾覆，也应了孔子喟然之叹：“恶有满而不覆者哉？”真正的座右铭应当铭刻在心室而非石碑，最终达致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