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岁就当“交通员”　抢救伤员立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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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徐庆莲,出生于1930年,老家山东沂水县徐家洼村,于1944年参加了八路军,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鲁中军区野战一所和野战一所附属所、鲁中军区野战四所训练班等队伍。

　　记者　杜春娜　实习生　张伊然

通讯员　杨文斐　济南报道

不一样的童年

　　我的母亲在抗战初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在我11岁时,在母亲的指导下,凭借年龄小、不易引起敌人注意的优势,开始独立承担地下交通任务,为党组织和部队送信、送情报。

　　十几岁的年纪,我就在家附近送信。送情报时经常遇到险情。最令人紧张的一次是,日军扫荡沂水时,区委的人员名单需要紧急送出,组织让我把名单埋到一个墓坑里,等待情报人员来取。结果日军在附近打靶,还掩埋了一具尸体,大家都担心情报被发现。两天后,日军撤离,组织上的情报人员才成功取走名单。

　　后来,情报越送越远。13岁那年,我从沂水县城地下党处接过敌人大扫荡的情报,送往区委。回程时,天已经很黑了,山路崎岖,阴森可怖,还有野兽的叫声。我走到姥姥家村北口时,见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跟在身后。我心中害怕,拔腿就往村子里跑,那人紧追不舍。跑到姥姥家门口,我已累得倒在地上。姥姥听见动静,让二舅出来查看,跟踪者见有人出来,立刻掉头逃窜了。

　　1944年春,斗争形势越来越紧张,组织安排我到舅舅家暂避。不久,汉奸告密,称徐家洼村村民多为抗日分子,日军进村抓捕了600多人,父亲与三叔亦在其中。敌人对三叔严刑拷打,灌辣椒水、煤油,逼其坐老虎凳,将他折磨得奄奄一息。但是,三叔始终没松口。后来,县大队攻打下县城,解救了被捕人员。为安全起见,组织把我调至区里工作,主要负责照顾伤员和开展群众工作。

　　后来,我跟三婶去了一个卫生宣传队,那里正给前方招生。于是,我在卫生训练队登记后,就这样参军了。

艰苦的革命生涯

　　在学习了一年后,1945年7月,我被分配至鲁中军区野战一所附属所任看护员,开始昼夜照料伤员。那时的我深知,这便是革命,凡事都要冲在前头。从那时开始,便一直待在野战医院。

　　1946年1月,我带7名伤员转至鲁中军区野战四所,后留在此地,先入训练班学习,再任调剂员、护士。同年,在临沂战役中,我与一名季姓战友埋伏在一个洼地里,抢救伤员。战斗一结束,部队就撤走了,留下了11名伤员和20多个俘虏。我们就让俘虏用棍子制作简易担架,抬着伤员往根据地去。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俘虏抬着伤员往敌占区走。我就举着手榴弹逼他们折返,走了80里路才脱离险境。

　　中午,到了根据地的一个集市,我站在一个锅台上,对赶集的人说:“乡亲们,我们是解放军的队伍,伤员和抬担架的都饿了,帮忙给我们找点吃的吧。”老乡们纷纷给我们送来煎饼和地瓜。我还动员老乡们拿出绳子,加固了11副担架。我给老乡写了欠条,让老乡到区政府领钱。

　　我押着俘虏抬着伤员继续走,走到一个村子,对村长说,我们是突围出来的伤员。村长帮助找了房子,我们就先住了下来,准备给伤员洗伤口。天黑之后,野战四所大队长来到村里,找到了我们,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后,大队长很高兴,赶紧去看伤员。伤员见着大队长就哭了:“要不是徐庆莲他们两个,我们就被俘虏了。”1946年,我在鲁中军区野战四所被评为一等工作模范。

　　1946年至1949年,我所在野战军经历的大小战斗,我都作为医护人员参加了,每次都冲在第一线抢救伤员,经历了很多九死一生的危险。部队也多次给我立功:1947年鲁南战役立二等功,同年秋因转运伤员立三等功；1948年淮海战役、1949年京沪杭战役各立四等功……

　　新中国成立后,在省委党校工作期间,我积极学习文化与医疗知识,珍惜到省立医院、济南市工人医院进修的机会,刻苦钻研让医术显著提升。毛主席到济南视察时,我作为代表到珍珠泉礼堂参会,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1960年还与毛主席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