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当代世界的哲学”的恢弘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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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湘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心底色、中国理论发展的内生动力、回应全球性问题的哲学担当、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选择，以及当今哲学范式转换的挑战与机遇，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彰显其世界哲学属性。纵观全球哲学发展现状，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性来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契合本真意义上的世界哲学，更准确地说，其开创了通向人类文明所需之世界哲学的现实路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瓦解了“哲学=西方哲学”的认知霸权

　　作为后形而上学的思想形态，人类文明所需之世界哲学有着漫长的前史。在前现代时期，各民族、文明的哲学均以独立形态平行发展，缺乏对话的历史条件。即便存在跨文化互动，形成的哲学形态也主要是具有区域性意义。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大工业、殖民侵略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西方哲学获得话语霸权，在世俗的意义上一度与世界哲学画等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脱胎于德国古典哲学(西方文明成果)，但是其能够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这既取决于其理论内核的特质，更依托于非西方世界的实践验证。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对资本主义展开深刻的社会、文化批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诸多启示，但是固守西方视角且疏离实践场域，部分流派甚至偏离马克思主义立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曾经影响广泛，却囿于西方文明框架，在实践中遭遇颠覆性的挫败；拉美解放哲学、非洲泛非主义哲学虽然打破了西方话语垄断，但是存在理论吸收不彻底——如与宗教调和的“解放神学”——等局限。唯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首次实现非西方文明对西方哲学的系统批判吸收与创造性转化，并持续反哺全球哲学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立及其指导下的成功实践，彻底瓦解了“哲学=西方哲学”的认知霸权，推动非西方世界哲学主体性的觉醒。正如冯契先生所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的结合标志着世界哲学的开端。”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中国特色的经验升华为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实践智慧，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图景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自觉地同时回答“中国之问”和“世界之问”，不断为人类贡献公共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之际，中国正处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困境之中，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如何走出这样的困境和危机，使贫穷、落后、灾难深重、人民困苦的国家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构成中国之问的核心。当代，这一追问聚焦于中国发展道路、国家治理、社会矛盾等重大命题展开的实践与理论探索。无论是革命、建设、改革时期还是新时代，中国从未走向独善其身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始终放眼全人类，秉持人类关怀，既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定位自身道路，又率先提出并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全球性命题，即世界之问的总问题，其本质在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中，“中国之问”与“世界之问”是一体两问，既在回答“世界之问”中回答“中国之问”，也在回答“中国之问”中回答“世界之问”，“两问”辩证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

　　基于百年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两个结合”这一最大法宝。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看，“第二个结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及其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这不仅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的，而且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拥有了“魂脉”与“根脉”。同时，“第二个结合”本身就具有基于实践的文明对话的范式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就源自两个异质性的文明体系。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以“普遍原理-文化基因-文明互鉴”的理论创新框架，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在发展模式、生态治理、全球秩序构建乃至整个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等方面形成实践突破，最终将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升华为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实践智慧，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图景。

　　作为世界哲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

　　从内容角度看，作为世界哲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哲学理论创新可以说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本体论范式的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度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扬弃了传统物质本体论的实体性思维，着眼于人类的存在(being)和好存在(well being)建构“实践-关系”型本体论框架。以“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为立脚点，依托“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拓展马克思的“类存在”理论，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升华为“关系理性”的新范式。一方面，通过“天人合一”的现代性转化，将生态文明思想锚定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存在论认知。另一方面，借助和平、和谐、和睦及“协和万邦”的理念，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转化为“主体间性”的政治哲学建构，推动西方传统的“自我-他者”的对立关系转向“我-你”的对话关系，最终实现“我们”的一体认同。由此，哲学阐释维度完成了从“主体-客体”到基于实践与共在的“主体-主体-客体”多维结构的范式跃迁。

　　二是方法论体系的重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两个结合”以及吸收最前沿的科技思想，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认知范式。在认识论层面，以辩证唯物主义整合传统的“实事求是”思想，构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的科学认识模型；结合传统知行观形成问题导向的知行合一方法论，探索出“实践-理论-制度”的创新路径。在辩证法层面，以矛盾学说融合传统的“阴阳之道”，将矛盾分析方法升级为“动态平衡”的辩证思维方式，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原理确立为“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页)，为我们今天把握民族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关系提供了遵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系统科学的系统思想集为大成，提出坚持系统观念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历史观层面，贯通唯物史观与传统的“通变智慧”，以大历史观构建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历史解释框架，并初步形成文明多元一体、和合共生的历史哲学方法论。这些创新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非西方现代化路径提供了“工具箱”，也为全球反思和应对现代性危机贡献了智慧。

　　三是价值论范式的突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发展为包含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体系，以人民至上为价值排序原则、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尺度的理论，系统确立了“人民幸福”与“人类进步”的辩证统一目标，突破了西方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现代性价值坐标体系。具体而言，实现价值评判标准由资本逻辑向人本逻辑的范式转换，并通过脱贫攻坚、共同富裕的实践验证社会正义原则；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全新价值坐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了价值共识基础……这些突破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伟大实践已经证明其有效性和普遍性，当代价值论的范式革命由此开启。

　　从世界哲学的视野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立足和引导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性实践，而且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球场域实践来进行普遍性落实和检验；不仅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人的全面发展，而且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落实到对“人类”“全人类”“各国人民”的具体观照，致力于世界人民主体间的全球价值共识的构建；既通过“两个结合”开辟创新空间，又汲取人类文明成果，持续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由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更以胸怀天下的格局熔铸人类文明的时代精华，展现出“当代世界的哲学”的恢弘气象。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