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诗集《将嘎》将地方性知识唤醒并予以深度复写。多年来,她近乎执拗地像挖一口深井一样,探寻民族性与地方性之间的隐秘关联。
诚如书名一样,这本诗集聚焦内蒙古的地方征候以及个人的故乡史。特殊之处在于,安然身处湿热的南方,只能不断回望记忆中的草原与北方。因此,她既是一个见证者,也是一个旁观者,而这恰恰使她的诗歌视角和情感更为独特又具有张力。如“在南方的多数时候,我是一场风/绕过灯塔、喧嚣和轰鸣/回到这里,凶猛地吹/像是一个伤心欲绝的人/哭声壮烈”(《昭乌达盟的风》)。
在新旧两种时空观的博弈下,地方性知识显然已经受到挑战。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是地方的景观化、符号化的展示。诗人与地方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平面化、媚俗化,以及乡愁化,而诗人与空间之间更为内在隐秘的命运关联,却很少得到有力、有效的揭示。
在此整体境遇下,我们再来读安然的诗集,就会感受到重新激活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安然在不断地撕裂自我,也不得不进行后续的缝补、拼贴,以及弥合的工作,“坐在山坳上,我撕碎打谷场的来信/像撕裂某种曙光”(《阿鲁科尔沁》)。这正是目前地方写作、故乡写作遭遇到的最大挑战,而诗人也必然在碎裂、焦虑中进行安身立命的重建工作。
安然的诗歌不乏抒情和吟唱的调性,这自然是草原滋养出的独特的嗓音和声调。“她的长调总是那么深长/仿佛这世间的爱/都在她的肺腑,这微缩的草原/在她的长调中那么明亮,那么柔软/那么让人想哭泣”(《长调》)。
在长调与小夜曲中,安然早已注意到不容回避的事实:一边是不断地碎裂与逝去,一边是不断地回溯与追挽,“这沉静的辽阔/让时间卡在我的骨节上/我哽咽着,向南方腾移着皲裂的双脚”(《大地牧歌》)。
时间法则是以遗忘、消散,以及抹去一切痕迹为前提的。在不断失去总体时间的情势下,在不断猝然降临的暗夜中,诗人必须从回忆和寻找时间开始。
这必然涉及诗人的时间意识以及精神还原能力。这种话语调性和精神型构的诗歌,需要阅历、经验、胆识,更需要想象力以及世界观,需要诗人对个体的和整体的时间场域进行多重转换、过滤、提升,以及变形、重组,还需要在此过程中,重建个体主体性的真实景象以及“血脉里的群像”。
安然的视野既是开阔的又是幽微的,她这些年几乎写遍草原上所有的事物,以及相应的文化元素。
在四季轮回中,她一次次赶往冷热交替的现场,一次次投身于真实与虚无交织而成的草原幻象与现实空间,一次次把自己化身为那些草木、牛羊、栏杆、帐篷、红砖房、铁桶、干草、弓箭、勒勒车、河流,以及各种物象。
诗人必须在空旷之处以及细枝末节之处不断进行分辨、认领、醒悟,必须让自己再重新生长、流徙一遍,必须用“血管里结冰的母语”代替北疆的那些草木,以及所有事物说话。
诗人进而找到属于自我的脐带、胎记和根系、嗓音。由此,那些词语才能重新找回与之相对应的命运感与归属感。由此,诗人完成了重返时间上游的回溯工作,完成了探寻、定位、聚焦、转化与内化的过程,诗人、词语与物象之间建立了血肉联系,以及隐秘基因。
诗人一直在倾诉,一直在倾听,一直在讲述,也一直在歌唱。对于那些试图一次次返回故乡的人而言,她在不知不觉中担任了讲故事的人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辽阔与空旷是安然呈现的北方诗学的整体背景,这一背景使一个人更容易滋生孤独与寥落感,正所谓天地悠悠而独自怆然。
四季循环,历史往复,而个体却是短暂的、一次性的,短暂到可以完全被历史忽略。在时间的漩涡中,诗人既是心无旁骛的凝视者,也是孤独的见证者和焦灼的发声者。这不只是个人的情绪起伏、时间意识,以及命运感,而是心系大地万物的襟怀、孤独。
在显豁而隐晦的时间万象面前,在向上仰望与向下聆听的过程中,这些巨大又细微的时间点阵,开启了一个诗人的语言之门与灵魂之窗,仿佛世界静止在草原的尽头,仿佛时间成为异乡人的梦魇。
北方之下,草木之上。“将嘎”飘动的五彩布条,又何尝不是一面诗人信仰的旗帜。(《将嘎》,安然著,作家出版社,202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