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中国古典思想中的秩序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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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句话道出了中华文明的最高秩序理想。天下不是一人、一家、一国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它指向的是一种既包含个人、民族、国家和文明，又超越它们的普遍秩序。天下是一种秩序理想，也是一种个体精神的情结，还是一种构建世界秩序的方案。

“天下一家”的秩序理想

  “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是中华文明对天下最素朴的理解。天下是一种秩序形态，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方式和原则，它将所有人都纳入其中。汉语“大家”一词，区别于英语的“我们”（we与us）。“我们”之外，有不同于“我们”的“你们”“他们”，而“大家”则包括所有人。天下将“大家”都包容进来，最大限度地让每个人在天下都有如在家中的归宿感，这就是“天下一家”的秩序理想。“天下一家”意味着“天下有道”，人人都有路可走，在同一个天下都能安身立命。道是秩序与和谐的结合：不仅社会井井有条，物各有序，而且任何一方与另一方都能和谐相处。有序与和谐的结合，才是“天下一家”理想的实质。

  追溯天下的起源，需要回到夏商周三代之治，后者树立了基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天下一家”的治理典范。统治者居中国而治天下，顺天意而合民心，以柔性的礼乐来平治天下，实现了天下的长治久安。三代之治的特点是“治出于一”，王者采用宗法等一系列礼法体制，把天下人纳入天下这一大家庭中，天地是人类的共同父母，作为人间统治者的王是天的嫡长子，其余人则是天子的兄弟，天下被视为一个放大了的家庭。作为人类和上天的唯一中介，天子接受天命，代表上天来治理天下人，因而具有神性的光环。虽然三代已是历史的过去，那些具体礼乐举措在后世无法照搬实施，但“天下一家”的三代理想却已深入人心。

  周秦之际，礼崩乐坏，王者失去了神圣光环，成为世俗君主。三代礼乐解体，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天下分化为政治性天下与精神性天下。撑起政治性天下的是国家，但在列国征战的背景下，天下被降格为以征服和扩张为内核的国家。而这只是个权力外壳，无法解决个人安顿和秩序问题，人们不得不另寻精神安顿，精神性天下应运而生。孔子及其门人整理六艺为六经，将三代之法上升为三代之道，三代王者由此被转化为教化意义上的圣王。六经从此成为中华文明的奠基性元典，它敞开人性的本质和文明的精神，提供超越了具体时代和特定社会的普遍性秩序。在周秦汉初的时代，政治性天下与精神性天下既并立平行，又相互否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未能吸纳精神性天下，秦朝二世而亡。在此秩序中，“天下一家”无法从政治上达成。

  西汉武帝以秦为鉴，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将政治性天下与精神性天下结合起来，建构了大一统的天下型国家。自那时一直到清代，所有王朝将精神性天下的接续和传承作为使命，维系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有限的政治国家与普遍的精神性天下被整合为大一统秩序，即以精神性天下来丰富政治性国家，以政治性国家来支撑和充实精神性天下。

  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列文森认为，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是从“天下”到“国家”的过程。但更多学者发现，即便是现代中国，精神性天下仍是内在的根本性维度。大一统仍是中国秩序的基因，它追求的不仅仅是国家富强和人民福祉，更有天下太平和人类大同的终极理想。

“万物一体”的天下情结

  天下是每个人的天下，天下事是每个人的分内之事。《日知录·正始》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要事关天下，每个人就都有责任守护它。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内蕴一种天下情结，表现为一种基于人类整体的天下关切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天下视野。这种情结造就了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无论是做好自己，还是助成他人，都是对天下的一种责任。“心系天下，情满天下”的天下关切积淀在中华文明的基因里，形成了一种精神境界。

  《庄子·知北游》载“通天下一气”。天下万物都是气的聚散，基于气化而相感相通。同理，人与人之间的情意互通、疾病相忧、患难相及、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守望相助，是天下秩序中最具温情和敬意的层面。这就是内在于天下秩序中的“一体之仁”，它倡导把所有人都当作与自己同样的人来对待，即“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

  天下情结不仅将人类联结成为天下大家庭的成员，而且将万物纳入其中，这就有了张载“民胞物与”和王阳明“万物一体”的思想。所有人都是兄弟，万物则是人类的伙伴，人与万物共生于天下这个大家庭中，不同的人与物就好像同一个生命的四肢百体或不同器官，本来就是一个有机整体。“万物一体”的天下情结被视为个体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从战国时代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到北宋程颢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都指向这种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既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共在，也表达了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共生思想。

  这种精神境界背后烙刻着中国人文化基因中的天下视野。一个人是某个家庭、种族、社会和国家，乃至文明共同体的成员，同时也是天下的一分子，因而一个人所追求的，不仅是个人的成长和国家的繁荣，更有九州共贯、天下大同的终极理想。任何社会都有兴衰枯荣的周期，但只有以天下苍生为念，以人类整体利益为重，以家国承载天下，才能让家国与个人生生不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背后，是这样的信念：只有将个人的前途与家国天下的命运联结起来，个人才能在天下安身立命。一个具有天下视野的人，能够胸怀天下、目极八荒。只有以天下苍生的福祉为奋斗目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明辨并协调一人之义、一时大义与天下通义，建功立业、立德立言，才能名满天下，留名青史，“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张载提出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无疑是对中国人的天下关切和天下胸怀的最好概括。

天下作为世界秩序的方案

  中国传统思想认为，亡人之国，必亡其礼，必亡其史。一国之制度文化在，则该国在；一国之历史文化在，则该国在。因而，亡人国族者，必先亡人文化。反过来，保人国族者，必先保其文化，而礼（制度）和史（历史）则是文化之大者。拥有五千多年历史和天下视野的中华文明并不主张强制同化其他国家，中国思想始终以“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作为“王道之大者”，这正是天下胸怀的表现。

  天下秩序要求“还天下于天下”，物各付物，各得其所，尊重多元和差异，以此为基础形成秩序。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地理、历史、人文和风俗，这种差异化和多样性本身就是天下的丰富性的表现，理应得到他国的尊重；“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此即以其国之道治理其国自身。在互不相伤前提下，充分尊重各国的发展道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成就天下的开放性的原则，可以将这一原则具体化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不同国家及其文明，“各有其美”，“美”关联着一个民族及其文明在历史中形成的独特品质，是该民族的精神命脉和立身之本。不同国家只有坚持自己的主体性，传承和发展其独特品质，走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为人类文明作出独有贡献。但每个国家和文明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从自身视角往往无法发现，这意味着如果仅仅停留在“各美其美”阶段，那么不同的国家及文明就还处在封闭的状态。

  “美人之美”则是不同国家及文明之间相互欣赏，通过他者来理解并改进自身的局限，通过相互学习来丰富和提升自己。以“美人之美”的方式处理文明的关系就是文明互鉴，即在尊重彼此特质的前提下，互动、对话、交流，相互承认、相互理解、相互学习。

  当今人类进入世界历史时代，不同国家或文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深度融合交通，它要求不同的国家或文明之间进一步“美美与共”。“美美与共”意味着不同国家及文明之间的盎然共生。这意味着超越地域、民族、国家和文明的界限，不仅将每一个人都作为天下大家庭的成员来对待，而且将每一种国家或文明都作为展现人类秩序和人类文明的一个层面来对待。各个文明都应当被尊重，它们也同归于人类文明，共属同一个天下。“美美与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凝练表达，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天下一家”精神在当代的延续。

  世界秩序的天下方案，本质上是把天下还给每一个国家，天下的担纲者并非天下的支配者，而是调节者，其性质是倡导协和万邦，使各得其序，各得其所。这就意味着，天下方案不在武力征服，而在柔性调停，更多借助“以人文化成天下”来实现。这并非放弃武力，而是在发展武力的同时限制武力的使用范围。汉语“武”的含义，一方面是人持戈（兵器）行进，表示要动武打架；另一方面则是“止戈为武”，即以暴力阻止暴力，“化干戈为玉帛”。武力的存在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保卫和平与文明。“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世界秩序的天下方案以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文化互济、文明互鉴为目标，指向的是以人文化成天下的文明型秩序。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不同的文明汇入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每一种文明犹如奔流的溪水，冲破山峦叠石的重重阻碍，流入大江大河，最终汇入大海，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一过程。“百舸争流千帆竞，波涛在后岸在前”，不同文明之间的彼此竞争、交流与合作，显示的只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张力和活力。

  在今天，传统中国的天下观不仅在思想上被传承和创新，而且在实践上被运用和激活。可以说，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天下思想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根脉，一直在推动着中国与时偕行。正是积淀在中华文明基因中的天下思想，赋予了中国作为大国的规模、格局和胸襟，使其自觉地基于自身文明特质，勇于承担人类文明发展重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发展，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人类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走出了中国自己的道路，以实践回应了霸权的挑战，为人类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当代中国在全球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正是“美美与共”在天下的新开展，也是传统中国的天下思想在当代世界的激活和再生。

（作者：陈赟，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精神突破视阈中的《齐物论》秩序哲学研究”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本文完整版收录于《中华文明的精神追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集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