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文化名人的“贵阳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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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贵州日报

1944年，故宫博物院在贵阳展出过的部分书画。

20世纪初甲秀楼（图源：《贵阳百年图鉴》）

正在装载故宫博物院文物至贵阳的贵州公路局汽车。

闻一多速写之《黔灵山脚》。

黄尧《漫画贵阳》之肠旺面。

全面抗战以后，西南五省成为“战时大后方”。地理上“不内不边”的贵阳，地处西南四大公路线（湘黔、川黔、滇黔、桂黔）中心点，成为通往桂、滇、湘、川、黔五省交通必经之地，迎来了政府机关、工厂企业、金融机构、高等学校、大量人口的内迁，取得了发展和转型的契机。

具体表现在对外形象上，“僻在天末”的贵州处于“被描写”的状态，“夜郎自大”“黔驴技穷”两个成语，以及“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文银”一个俗语。随着战时“文化西迁”浪潮中大批文人的涌入，他们同本地的文人群体一道对黔地进行了重新的发现与认知，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献包括日记、游记、书画、调查报告、新闻采访等形式，涉及黔中山川河流、风土物产、居民人口、风俗习俗、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方面，贵州贵阳得以首次大规模进入全国文化视野，展现出“多彩”新面目。

文献足征：

溪山为之生色

黔地建省也晚，“文献不足征”，历史上的“贵州形象”要么留白要么清晰度不足，长期处于被遮蔽，甚至被曲解的状态。及至明代建省，因从政、游历及贬谪来黔的士人，或移民、或经商而居黔的民众日渐增多，从而“文献足征，溪山亦为之生色”（柴晓莲《贵州名胜考略》），贵州的“对外形象”得以扭转。

明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著《黔记》，仿《山海经》《水经》体例，列有《山水志》专章，关涉贵阳的有“贵州省城内山岩”“贵阳府诸山”“贵阳府诸水泉”“贵阳府诸水”诸条，作者访胜探幽、作诗赞咏之余，另胪列掌故来历、历代诗文；其后，明曹学佺著《贵州名胜志》四卷，对贵阳的山、水、洞、泉作了记载。清康熙年间田雯著《黔书》，列举贵州境内人文名胜和自然景观二十多处，其中对贵阳有如是概述：“贵阳，都会之区，风景自别，左栖霞，右相宝，夹岸连壤，负险相望。龙井涌于北，富水汇其南。杜若洲边、漏趵泉上，偶一登临，为之彷徨追赏。”著述之外，诸如王阳明、徐霞客等游黔士人，也不乏品评诗文。

民国抗战军兴，文化西迁，作为大后方的贵阳迎来大批华北、华东的文人墨客，他们游历的诗文对贵阳山水、花溪风景、息烽温泉等多有状写。而蔚为大观的品题专著有三部：其一、贵州文献征集馆编印的《贵州名胜古迹概说》，分县介绍了各地名胜古迹，录有贵阳城区的山、寺、洞、楼、泉、园等计23条；其二、柴晓莲先生撰写、连载于《贵州文献季刊》的《贵州名胜考略》。该文以《洛阳伽蓝记》为范例，“以县为纲，每县则先自城内，次及城外，始乎东以迄北”，且参阅先贤载籍。柴先生自称：“山川韵事，固足为谈者取资，然其中恒不免井里之讹传，缁流之谰语，厚诬岩壑，应质通儒，故前人论订所及，辄加甑录。”虽题为“贵州名胜”，实则仅涉及贵阳市，未及省内其他地方。限于篇幅，作者撷黔中名迹尤著者，每一处均附相关的文、记、诗等，可堪为游者导师；其三、文通书局1948年1月出版的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志》，该志亦为柴晓莲先生主持编写，“凡四部旧籍及金石之有涉及黔中名迹者，无不刺取以附，较之他志未遑多逊。”是书以黔省十三州府建置为划分，一地成一卷，计十三卷，《古迹志一》即述贵阳府。在编者《小序》中，为黔中名迹张本的底气十足：“贵州僻介南陬，立省较后，然山青泉鸣，平分天下，早入唐人吟咏中。郭青螺比飞云于将乐、玉华，张寿谷侪牟珠于方壶、圆峤，其他流连风物、刻画烟云，未遑枚举。譬诸永州之得柳子、道郡之逢漫叟，一经品题，便足传世，倘加搜采，自成巨观。”出自柴晓莲先生之手的二部书，《贵州名胜考略》着重人文遗迹，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志》自然名胜、人文名迹并举，二书成互补关系。

民国《贵州通志》另有《金石志》，广搜碑碣名物，所采金石以明代为界，之前多出于黔北，之后广布黔地，关涉贵阳城区的有“圣泉碑坊石刻”“雁塔题名碑记”“重修司学碑记”“金屏山石刻”“阳明书院碑记”“贵州布政司右参议杨廉墓表”“贵阳府学碑记”“见龙洞石刻”“建观风台碑记”“大道观石坊扁记”“铁柱铭”“甲秀楼石刻”“重修甲秀楼碑记”“雪涯洞石刻”“贵山书院公费纪略”“黔灵山石刻”“重修扶风山寺记”“阳明祠记”等等；关涉贵阳辖区的有息烽西望山“毘卢寺摩崖”、修文蜈蚣坡“瘗旅文碑”、修文阳明洞“游阳明洞记”等等。志书确验真伪，“斠经籍、补史传、辨文字，为效颇宏”，既可稍补黔地文献之不足，亦可广传黔省名迹之有自。

城市面貌：

新旧交替，中西杂糅

随着抗战时期外籍文人的涌入，贵州贵阳首次大规模进入全国文化视野。

1938年6月，知名学者、作家李长之由云南大学转任重庆中央大学时途经贵阳，并登上黔灵山俯瞰贵阳市，“全市是狭长的乃是在一个山谷之中”。彼时，贵阳山岳四绕，如在钵底。1942年文通书局出版、由贵州乡贤陈恒安编写的《贵阳市指南》有描述：“城区地势，东承扶风山之余脉，西承关刀崖（在黔灵山前方）之支脚，东北高而西南下，全城最低地带，阙为城区中心之大十字。”

此时的贵阳城，正处于“新旧交替”中。从元代元世祖修筑“顺元土城”以来，贵阳城在数百年间发展为拥有旧城、新城规模的石城，城市布局如“葫芦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封闭的贵阳城垣已满足不了城市交通与发展的需求，面临着改造。具体经过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桐梓系军阀周西成主政贵州，仿效西方的城市建设，成立贵州路政局，统筹修筑贵阳城区的马路，将老城北门一带隔离新城的城墙一并拆除；两年后，周西成引进雪佛兰汽车，新修城内第一条可通汽车的街道，沿途牌坊一律拆除，从此拉开了拆除城内牌坊的序幕。1939年，作家顾君毂在《贵阳杂写》中记录了他看到的贵阳城：“以前本有新旧两城，旧城在南，新城在北。数年前行政者把隔离两城的城墙拆除后，现在已并成一个椭圆的城垣了。”据史料记载，从1926年至1946年的二十年间，贵阳古老的城墙和牌坊基本被拆除。

随着城墙、牌坊的陆续拆除，贵阳的马路、街道呈现新的面目。1938年，诗人沙鸥《贵阳一瞥》，“城内大马路亦有三丈多宽，汽车、人力车，及驮马都可以通行”“城外有环城马路，修得很平整宽大，两旁种着垂柳，现已长大成荫，夏末秋初，走此路上别有一番风景。”《贵阳市指南》也记载了贵阳街道的变化：“省府于年前计划新修街道，分期举行，第一期工程，于廿九年间（1940年）动工，现已全部竣工。如毓秀里、颜家巷、王家巷、新中街、六座碑、富德街等宽阔街道，在廿十九年前，固均为狭小弄巷也。第二期工程，由市府按照计划办理，其应新修之街道，如永乐巷，乐群路，陕西路，龙泉街，红石街，南通路，会文路等所有路线，业经订定地图公布，于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一日开始动工。”

在辞“旧”迎“新”的新贵阳建设中，仿西式的“洋房”和“骑楼”出现在城内，面向公众开放的“公园”也陆续建成。诗人沙鸥写道：“大街上的房屋，许多是骑楼，如香港及汕头各地所见的，下雨时，不带雨伞，行走很便利。在一般的市房中，也夹杂着五六层的大楼……”“最热闹繁华的十字路口，从这儿前走，退后，或是左转，右行都可以看到高楼大厦，万商云集”“贵阳新兴的商店是时代化的，和上海没有两样，本地的商店，还是保守着原样。”至于“公园”，与专供王室贵族和达官贵人享用的“私园”相对。早在1912年9月，贵阳市政当局将名胜之所梦草池改建为梦草公园，贵阳有了史上第一座公园；1940年，花溪建中正公园（今花溪公园）；1942年，河滨公园在南明河一处叫杨柳湾河段的西岸建成。《贵阳市指南》浓墨重彩地介绍了花溪公园：“地居花溪中心，即风景最胜之处……自辟为公园后，一切楼台亭馆之建筑，桥梁之增设，道路之开拓，以及游艇花木之布置莫不尽量努力，以臻完美之境界，花溪景色，本已悠然有致，今更焕然一新。”

短短数年间，贵阳的风貌呈现新旧交替、中西杂糅的面目。身兼“作家、新闻学家、翻译家”诸多头衔的谢六逸先生是贵阳人，他写于1942年的《贵阳缺的是甚么》一文中感叹，“贵阳自抗战以来，情况和战前大不相同。在这山城中，可以说一切应有尽有。有最陈旧的，也有最崭新的，不知从第几世纪就用起的纸糊‘粑粑灯笼’，以及最时髦的赶流行的电灯，都在城里同时出现；尤其是近几年来，任何新鲜的花样也能够搬弄出来。”

“一切建筑、人物、风俗、人情都为之一变。数年前贵阳的街道很狭小，房屋很低矮，现在有的是平坦宽阔的马路，立体式的门面，水泥钢筋的建筑，旅社林立，餐馆对峙。”作家顾君毂如是写道。

衣食住行：

五方杂处，南北俱备

对绝大多数外来文人而言，贵阳无疑是陌生的所在。正如顾君毂所写：“以前因为贵阳地处边远，加以重山阻隔，交通不便，所以别省的人到过贵阳的很少，江浙及沿海各省的人来贵阳的，更可以说是寥若晨星……同时对于贵阳的认识也因为听过‘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俗语，以为贵阳是终日在天雨绵绵之中的，以为本地人是依着山坡架屋居住的，以为贵阳是苗彝遍地贫瘠不堪的处所。”待来到贵阳生活，他们对贵阳有了新的认知。

顾君毂提到贵阳的气候，“真可说是‘夏无盛暑，冬无严寒’”。贵阳气候之“爽”，五百多年前贬谪贵阳龙场的阳明先生早有体会，龙场悟道后，他写下“檐前蕉叶绿成林，长夏全无暑气侵”的诗句，以及“壮思风飞冲情云上，和光春霭爽气秋高”的联语。

1942年年初，作家茅盾前往重庆时路过贵阳。在贵阳停留的几天里，他看望了贵阳老友人谢六逸，并写下了散文名篇《贵阳巡礼》。他注意到当时贵阳市民的衣着，“贵阳市上常见有苗民和彝民。多褶裙、打裹腿的他们，和旗袍、高跟鞋出现在一条马路上”。《贵阳市指南》中也提及：“街巷所见，穿最流行之新式西装革履者有之，披风旗袍者有之，青蓝短衣裤者，草鞋布鞋者亦有之，形色不一。”书中还写到了贵阳的二手衣物市场：“一般行客之感觉，以脱离贵阳，携带衣物不便；初来贵阳，又感衣物制备不易。因此出售旧衣，及购买旧衣之风在贵阳颇为流行，亦适应行客眼前之需要。贵阳之三数家拍卖行（普益拍卖行、大通拍卖行、公平拍卖行），即专做此项代售代购旧衣物之商店。此种拍卖行之衣物多为绒呢皮毛织物，或首饰钟表等，较寻常价值稍廉。尚有出售旧衣物之地，在公园路至金沙路一带。”

贵阳市既为西南各省公路交通之总汇，行旅频繁，饮食业发达当为自然之理。茅盾先生惊异地发现，在贵阳这座西南山城里，有着浓厚的苏浙沪气味：“在中华南北路，你时时可以听到道地的苏白甬白，乃至生硬的上海话。你可以看到不少饭店以‘上海’或‘苏州’标明它的特性……一家点心店是清一色的‘上海跑堂’，专卖‘挂粉汤圆’‘绉纱馄饨’，以及‘重糖猪油年糕’。江南的理发匠、厨子、裁缝居然‘远征’到西南的一角。”“据有关机关之统计，贵阳小饭馆小食堂之总数，在二三百家以上，不可谓不发达。至菜肴口味，因五方杂处，各省风味俱备。均可随个人嗜好，择其售味。”陈恒安先生总结贵阳为“西南大饭店”，并介绍，“其招牌名称如天津馆，燕市酒家之代表北方；苏州茶室、南京酒家之代表京沪等等，可以顾名思义，随意选择。余如杏花村、西湖饭店，以川味胜；迎宾楼、松鹤楼，以苏味名；西餐有贵阳招待所，冠生园，福禄寿等处出售；茶点有生生园，五羊茶室，乐园等处出售。冠生园亦在上午售茶点。至小食品店，有专长一味者：如培养正气，味道深长，为炖鸡粉面；孙裕顺，为牛肉各味；苏德盛为肠旺粉面；乐园为包饺；浔阳食品店为锅贴；老不管为馄饨。”

身在他乡，外来旅客寻找旅社落脚是首要的事。当时贵阳遍布客栈、旅馆、公寓、饭店。据《贵阳市指南》介绍，诸多旅社中，“有设备俱全之新式旅社，亦有‘安寓客商’式之旧式客栈，总数在三百家上下，营业均属旺盛；大致交通路、中山路一带之旅社，因接近车站，营业颇盛；中华路至盐行路之旅社，因在市交通中心，营业亦盛；开设旅社者，多为黔籍，外省人较少”。三百家旅社外，还有贵阳招待所、同乐社、青年会，为公共机关或团体所主办。

至于当时贵阳城区的交通出行，除汽车外，人力车当占重要位置。《贵阳市指南》记载，贵阳人力车总数已达千余。而在此前，贵阳城区极为普遍的是肩舆。“盖因从前贵阳街巷狭小黑暗，屋檐相接，切碎石铺道，高低不平，不特汽车通行不能，即通行人力车之街巷，亦仅有数条，故过去市民喜乘肩舆，其原因或在此也。”陈恒安先生写道，随着贵阳道路的改建，乘肩舆日渐减少，街上已属罕见。

文化地标：

科、物、书、艺“四大馆”齐聚贵阳

谢六逸先生在贵阳招待远道来客时常去三个地方：贵州省立图书馆、贵州物产陈列馆和贵州省立科学馆。按照他的说法，在“科学馆”“物产馆”“图书馆”之间招待客人，可以趁机宣扬贵阳。

据贵州省档案馆编纂的《贵州社会组织概览1911-1949》一书记载，“图书馆”于1937年正式开馆；1941年，“科技馆”成立，进行科学普及教育宣传，陈列并介绍各种标本及模型，举办科学展览会；“物产馆”创建于1941年，用于征集本省物产陈列展览，供社会人士观摩研究，谋其产品之改良发展。

1942年，谢先生颇为遗憾地说，贵阳尚缺少一座艺术馆。他说：“我主张‘艺术有用’，如其一个地方的艺术空气衰颓不振，势将无法拯救国民道德的沦落。”于是他在贵阳各大报刊撰文倡导兴建。次年，贵州省立艺术馆在科学路落成，陈恒安先生任首任馆长。

至此，贵州省立图书馆、贵州物产陈列馆、贵州省立科学馆和贵州省立艺术馆，成为当时贵阳的四大文化地标。巧合的是“艺术馆”“图书馆”“科学馆”三大文化机构，均位于科学路的一个大院内，也就是当今贵州省文联所在地。

抗战期间，“文艺馆”承办的“徐悲鸿画展”轰动了筑城，所有收入用于建设图书馆。其后，关山月、赵少昂、丰子恺、熊佛西、倪贻德等名家在贵阳的画展均在此举行。“文艺馆”还出版过赵元任歌曲集，举办过马思聪独奏音乐会。1944年4月13日起，在“文艺馆”展出的“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是当时一大文化盛事，科学路上车水马龙。当时出版的《贵州日报》详细报道了展览日期及参展珍品的要目。展出分两期举行，第一期4月13日至20日，第二期21日至29日，展出的书法、名画起晋迄清，粲然大备。原来，抗战期间故宫博物院的珍宝为躲避战火，一路南迁、西迁，其中有八十箱文物于1938年入黔。平日里故宫国宝难得一见，在特殊时期入黔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陈恒安先生提议做一次展出，使得黔人得见，最终有了此项盛举。

至于“图书馆”“物产馆”，1944年10月，学者庆修先生先后参观这两馆，并写下详细的参观日记。他写道——

“到贵州省立图书馆。经过阅览室、报章杂志和参考书室，最后到特藏室。这里面四壁悬挂着本省时贤的书画和治印，展览部分分为：一拓本，二舆图，三方志，四善本，五苗夷生活等。其中以苗夷之展览为最富趣味。所谓边胞文物陈列室，内陈列苗夷的语文注音图表，各种衣着、饰物、乐器、用具，除实物外尚有各种模型及照片，使观众对于苗夷的生活状态，可以得到明白的印象。”

“物产馆平时陈列本省农工矿产品，展示各县市特产。第一、二两室完全是及农场的作业，其中令人瞩目的是贵州烟草公司在贵定和平坝所试种的美国烟叶；此外，各县也有特产的陈列，如石阡的茶叶，三都的青布，都匀的皮纸……”

都匀的皮纸因徐悲鸿先生的认可而名声大噪。徐先生在造访贵阳时发现了都匀皮纸，认为这种纸材料有韧性，吸墨性能好，最适合他画马。很多年后，贵州发起的一场名为“从徐悲鸿的贵州土纸开始——中国美术创新体验作品展”，邀请到200多位著名艺术家到贵州切身体验古法造纸，创新艺术视觉表达方式。作品展最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参与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共同推动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展示当代艺术家笔下生动的贵州印象、贵州故事。

贵阳和外界，就是在这样进进出出的交流中，互相影响，互相成全。

（图片为资料图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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