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社会各界围绕人工智能(AI)的争论越来越多:从技术变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到AI对就业的影响,“创造与破坏的对决”似乎贯穿了争论的始终。
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一书中,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等3位作者从著名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说起,试图从经济学理论出发回答这些问题。
“创造性破坏”的概念,源于20世纪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认为,每一次重大技术创新都会导致旧均衡被打破,但这一“毁灭过程”是具有创造性的,因为旧均衡的“废墟”终会孕育出新的生产生活秩序——这就是“创造性破坏”的核心内涵。阿吉翁等人延展了这一理论,并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了“新秩序的孕育”上。
有趣的是,本书不仅认为“创造性破坏”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必经阶段,还强调它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经济增长“核心引擎”的角色。但正如从踩下油门到出现“推背感”中间会出现一小段时间迟滞,技术发明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明显的时间差。
书中指出,回顾人类历史上的历次工业革命,这一规律反复显现:市场上最早的蒸汽机出现在1712年,但直到1830年,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开始加速增长;灯泡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发明之一,在1879年就被发明出来,但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美国的生产效率才开始显著提升;同样道理,信息技术浪潮与由其引发的经济浪潮之间也相隔了几十年。这些历史经验表明,不能以短期视野来衡量技术革命的真正“分量”,从燃起通用技术的“火花”到实现经济的爆发式增长,中间往往存在一条长长的“引线”。
关于“引线”为什么这么长,作者给出了两个理由:
其一,通用技术通常表现为底层技术,亦称一级创新,其“能量”主要体现在产业层面。要使其真正影响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通常需要等待依托一级技术的“次级创新”梯次迸发,形成规模效应。比如,电力是一级创新,而依托电力革命的汽车制造业是次级创新;信息技术是一级创新,而依托信息技术的在线购物是次级创新。相较于一级创新,次级创新往往能够在改进生产工艺、提高服务效率方面发挥更明显的作用,因而是改善“社会体感”更有力的推动者。
其二,通用技术要推广开来需要配套的基础设施,无论是交通网络、电力网络还是通信网络建设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相应的发展模式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形成集聚效应。
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也大体遵循类似的规律。
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算起,70年间,人工智能发展起起落落,历经数次研究停滞的“寒冬”,直到2022年才迎来重要里程碑。而从2022年算起直到今天,也不过短短几年而已,这意味着,人类社会距离人工智能“引线”烧完还有不短的时间。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次级创新必然带来资源的转移和重新分配。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产业会承压,一些企业会破产,还有一些人会失业。在作者看来,这正是“创造性破坏”不可规避的“副作用”。在短期内,“创造性破坏”会更多呈现出破坏属性,导致更多“失意者”出现,但只要社会能够提供足够强韧的保障机制,帮助相关企业和个人度过这个艰难时期,“失意者”终将跟随整个社会前进的脚步变成“受益者”。
在人工智能狂潮引发社会广泛讨论的今天,《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为我们理解这个时代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无论破坏还是创造、失意还是受益,说到底都是个时间问题——燃烧的“引线”代表了宝贵的“时间窗口”,能否抓住这个时机,建立起一整套适应新技术的体系,对于每一个经济体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