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蒙泽敏
天山脚下,红衣烈马的身影已成绝响;病榻之上,未及送别的遗憾化作长泪。
病房安静得能听见输液管里液体滴落的声音。手机屏幕幽幽地亮着,那行刺眼的消息我已经看了无数遍:“贺娇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昨日逝世……”我靠在床头,呼吸沉重而艰难,几次想伸手打字,手指却颤抖得不听使唤。
“这些天我在病中,无法前往送别娇龙妹妹一程,抱歉至极!”
这短短一句话,我录了数十分钟。每次开口,声音便哽在喉咙里,泪水模糊了视线。窗外黔南的夜色沉静,而我的心早已飞越千山万水,抵达那片我们曾谈论过的雪原。五年前,她不远五六千公里来到我的病榻前;如今,我却连送她一程都做不到。
这就是命运最残忍的玩笑吗?
第一次见到贺娇龙,是十八年前。那时我们都还年轻,因为共同的公益理想而结缘。她当时在基层一线,我在文艺战线,但我们眼中都有同样的光——那是想要为脚下土地做点实事的渴望。我们聊扶贫、聊助学、聊如何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十八年,足够让一个少年长成栋梁,也足够让一段友谊沉淀为亲情。这些年来,我们虽不常相见,却始终知道,在祖国的西北和西南,有一个人与自己走在相似的路上。
直到2020年,那段红衣策马、驰骋雪原的视频如燎原之火燃遍全网。屏幕上的她,红色斗篷在风中飞扬,马蹄溅起千堆雪,身后是天山巍峨的轮廓。我既骄傲又心疼——骄傲的是妹妹终于被更多人看见,心疼的是我知道这光环背后,是怎样的付出。
后来我看到她的采访,她说:“我们学的十八般武艺,受到的高等教育,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为了让家乡摆脱贫困。”这句话如一道闪电,瞬间击中了正在创作《中国天眼》的我。作为一名长期书写贵州抗战史、记录大国重器建设的写作者,我太懂得这种情感了。我的《黑血南天》写了二十年,写黔军出黔抗战,写七十万贵州子弟兵穿着草鞋奔赴国难;而《中国天眼》,我要在一年内完成,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以上。为什么?因为那片土地需要被记住,那些人的光芒不该被湮没。
而她,是在用直播带货的方式,书写新时代的“助农抗战”。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一条用尽心力反哺家乡的路。
2021年3月,我终于完成了《中国天眼》的终稿修改审校。长达一年的超负荷工作后,我病倒入院。4月8日半夜,我在生死边缘徘徊了数小时,抢救到天明才勉强脱离危险。
就在我最脆弱的时候,2021年5月初,病房门被轻轻推开。一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是贺娇龙。她刚履新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文旅局局长不久,公务繁忙,却专程来看我。
“敏哥,到今天才得看你,妹妹来晚啦!”她站在我床沿,握着我从被子里伸出的手,大口喘着气说。那一刻,我看着她额头的汗珠,知道她是下了飞机就直奔医院。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从新疆到贵州,这么远的距离,她就这样飞过来了。没有繁文缛节,就像妹妹听说哥哥病了,放下手头的一切就赶来了。
她带来了新疆的核桃、红枣,还有一条她亲手选的羊毛围巾。“听说这边湿冷,你戴着暖和。”她坐在病床边,没有过多安慰的话,只是静静地听我说创作的艰辛,听我讲住院的无聊。我们聊起各自的近况,她说起直播助农的新计划,我说起《中国天眼》创作的艰难时刻——2020年9月,我有两天一个字都写不出,头疼欲裂,甚至站在窗前产生过绝望的念头。
“但我们都挺过来了,不是吗?”她握紧我的手,“因为我们心里有放不下的东西。”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异父异母的亲兄妹”。我们相识十八年,因公益结缘,因共同的理想而相知。她知道我的执着,我懂得她的坚持。
她的行程紧张,第二天就要飞回新疆,因为早上七点,她雷打不动的直播就要开始。
“直播间的粉丝在等我,地里的农户在等我。”她说这话时,眼里有光,也有疲惫。
翻看她发来的那些资料,我看到了另一个贺娇龙——那个在聚光灯之外,躬身于泥土之间的公仆。
她每个月都去看望单亲妈妈扎比拉·努斯甫汗,连续两年,风雨无阻。第一次走进那个家徒四壁的屋子时,她掏出了身上所有的现金。但比金钱更重要的,是她每一次的陪伴和鼓励。她帮努斯甫汗在村委会找到工作,看着她重新挺直腰杆。当孩子们抱住她喊“贺妈妈”时,当努斯甫汗的大女儿说“我将来要像你一样”时,我知道,她点燃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希望,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她将直播打赏全部用于公益,一分不留。有人专门刷了几万元,只要求她亲自把大米送到困难户手中。“这些人相信我能惠及弱小”,她说这话时,肩上是沉甸甸的责任。身患重症的病人家属向她求助,爱心人士通过她传递温暖,她成了那座桥梁,连接着千里之外的善意与眼前的需要。
“做公益虽然辛苦,但让人上瘾。”她在采访中这样说道,“看到福利院的孩子,心灵就有了慰藉。他们信任的眼神,是我遇到质疑时最需要的。所以,看似我帮了他们,实际上他们治愈了我。”
这就是她——不需要任何“人设”的包装,因为她本身就是真实的风景。当有人夸她“人设成功”时,她反问:“什么是人设?”对方解释后,她更费解了:“可我做的是真的啊。”这句话让我想起自己在创作时,有人问我是不是在塑造某种形象,我的愕然与她如出一辙。
我们都不是在塑造什么,我们只是把看见的真实,用心捧出来罢了。
2022年,我们又有过一次长谈。那时她的粉丝已经从50万涨到近200万,单场直播带货额能突破两百万元。光环越来越耀眼,压力也越来越大。
“有时候凌晨下播,看着空荡荡的房间,会突然很想家。”她轻声说,“丈夫在伊宁市工作,我们常常只能视频见面。母亲的生日一再错过,家庭聚会永远缺席。你说,我是不是个不称职的女儿、妻子?”
我想起自己写《中国天眼》最紧张的阶段,正是2020年初。那时父亲已经病重,我却因脱贫攻坚迎接省检的最后冲刺,守在星朗村的指挥部里。母亲来电说父亲吐血昏倒,我竟因工作繁忙,轻信了旁人“是吃红米菜”的误判,未能及时送医。2月12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我跪在灵前,想起他常教导的“本分做人,干净做事”,痛彻心扉——我对得起肩上的责任,却永远亏欠了父亲。
“娇龙,我们选择的这条路,注定要亏欠一些人。”我声音沙哑,“我父亲走时,我也没能守在身边。但只要我们选择的道路,能让脚下的土地变得更好,能让更多的人活得更有尊严,这份痛,就是我们必须背负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传来她坚定的声音:“是的,如果重来一次,我依然会这样选。”
这就是贺娇龙——柔软,但坚韧;会疲惫,但永不后悔。
今年年初,她发了最后一条朋友圈:“若为热爱,便所向披靡。”配图是昭苏的夕阳,金辉洒满雪原。我点了个赞,评论道:“妹妹,保重身体。”
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们之间最后的对话。
如今,我躺在病床上,一遍遍翻看那些关于她的报道。看到她说的“心底无私,勇者无畏”,看到她写的“那些镌刻着信任的勋章,是我抵御质疑的坚硬铠甲”。这个女子,用她的一生,活成了一座灯塔。
有一座灯塔牧场,哈萨克语叫“灯芯”,汉语是“灯塔”。贺娇龙经常在那里讲解知青精神。她说,那是边疆人民精神深处的光明。而她,何尝不是新时代的一座灯塔呢?
为贫困者照亮前路,为边疆产品照亮销路,为无数女性照亮“人生不设限”的可能性。
夜深了,护士进来换药。她看见我红着眼眶,轻声问:“蒙老师,又在想那位新疆的朋友了?”我点点头,说不出话来。“她是个好人。”护士说,“我看了新闻,她帮了那么多人。”
是啊,她帮了那么多人,却唯独没有帮帮自己。
手机里还存着她策马雪原的视频。我点开,那抹红色再次飞扬起来。恍惚间,我仿佛看见她回头一笑,然后策马奔向更辽阔的远方。
那里没有病痛,没有压力,只有无垠的雪原和自由的风。
娇龙妹妹,请原谅哥哥没能来送你最后一程。但我知道,你从不计较这些形式。你要的,是活着的人继续前行,是那片你深爱的土地更加富饶,是那些你帮助过的人脸上永远有笑容。
你曾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你的担当,你已经用生命完整地践行了。而我的担当,是把你的故事写下来,让更多人知道,在祖国的西北边陲,曾有过这样一位红衣女子,她来自人民,服务人民,最终也归于她深爱的人民。
雪原上的红斗篷会褪色,但精神不会。
天山上的马蹄声会远去,但回响不会。
你走了,但你点燃的那些火种,正在无数人心中燎原。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异姓妹妹贺娇龙。愿你在天堂,依然能策马扬鞭,所向披靡。
(作者系民革贵州黔南州委会副主委、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