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式”竞争到底怎么治?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给出了答案——不是简单喊停,而是要用一整套制度工具箱,把竞争拉回正轨。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综合运用产能调控、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营造良好市场生态。”
从2024年“防止”到2025年“综合整治”再到今年“深入整治”,这一系列表述变化意味着什么?整治“内卷”究竟要治什么、怎么治?新京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黄勇。
从“防止”到“深入整治”:治理理念的系统升级
“这个变化,本质上是治理理念的一次系统性升级。”黄勇开门见山。
他分析说,早期的“防止”,是一种相对被动和防御的姿态;到“综合整治”,意味着我们意识到“内卷”不是单个企业的问题,而是涉及宏观环境、产业阶段、地方行为等多重因素的复杂现象,需要系统性的政策工具组合来应对;再到今年“深入整治”,则传递出这项工作的长期性、制度化和攻坚决心。
“它要求治理不能停留在表面纠偏,必须直指背后的制度性根源。”黄勇强调,通过完善法治、强化刚性审查等手段,构建能够自我纠偏、持续健康的良性竞争生态,这明确向市场传递了一个信号:整治“内卷”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长期战略。
拆解“内卷”三类病灶:政策推动、市场扭曲、行为侵权
在黄勇看来,“内卷式”竞争并非单一现象,要想精准治理,必须先分清楚类型。
第一类是政策推动型“内卷”。典型如新能源汽车行业,早期地方政府为抢占政策红利,竞相出台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土地优惠等激励措施,虽然推动了产业快速集聚,但也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据统计,2025年1至6月,新能源汽车销量达693.7万辆,同比增长40.3%。然而,第二季度汽车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仅为71.3%,显著低于制造业整体74%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同期行业平均利润率同比下降11.9%,与产量、销量双升趋势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矛盾表明,尽管市场规模在扩容,但产能、产量、销量增长仍快于有效需求释放。传导至微观企业行为端,表现为“零公里二手车”激增,部分车型单次降价超5万元,180天以上超长供应链账期等舆论热点,反映出行业成本压力外溢、价格体系紊乱,逐步陷入“内卷式”竞争恶性循环。“更棘手的是,低效产能难以出清,企业‘只能优胜,不能劣汰’,反向固化了‘内卷’结构。”黄勇说。
第二类是市场扭曲型“内卷”。主要发生在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领域,企业利用技术和资本优势,通过巨额补贴、跨边定价、流量倾斜等手段扰乱市场竞争。比如外卖平台间的“烧钱大战”,滴滴的高额补贴并购,网购平台的“低价+社交裂变”——这些成功案例不断强化市场对“补贴驱动增长”的路径依赖,推动竞争演化为资金与补贴强度的比拼,最终陷入结构性“内卷”。
第三类是行为侵权型“内卷”。当价格战持续恶化,一些领域开始滋生侵权与不正当竞争行为:假冒知名品牌、低价复制原创设计、“先涨价再折扣”虚假宣传……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交易秩序,更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打击以技术创新和品牌价值为导向的企业生存空间。
公平竞争审查:给地方政策划“红线”
黄勇特别强调,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防范“内卷”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内卷’的一个深层推手是,一些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优先’的政绩观下,进行恶性招商竞争,通过过度补贴、税收返还、低价土地打造‘政策洼地’,导致产业布局严重同质化。”他说。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就是给这类政策划出“红线”——要求政策出台前必须评估对市场竞争的影响,没有法定依据不得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补贴。“这直接遏制了各地‘拼政策’的冲动,引导地方政府将竞争焦点转向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公共服务等长远价值上来。”
分类施策:三管齐下破解“内卷”
针对三类不同的“内卷”病灶,黄勇提出差异化治理思路:
治理政策推动型“内卷”,关键是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要建立常态化的产业政策竞争影响评估机制,健全产业政策资金使用的事前评估、事中监测、事后评价体系。同时,完善国有企业与垄断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探索形成竞争中性制度的中国方案。
纠正市场扭曲型“内卷”,重点是完善数字竞争法治保障。要强化对重点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关注,建立平台补贴评价体系,构建公平的流量与数据要素分配机制,提升平台算法治理能力。“要防止平台‘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通过算法和数据垄断实施不公平竞争。”黄勇说。
惩治行为侵权型“内卷”,需要健全侵权执法与合规体系。强化知识产权在短视频、电商平台、AIGC等新兴业态中的保护能力,提升执法机构的数字化监管能力,压实平台合规主体责任。同时,建立面向消费者的风险识别与信息引导机制,倒逼市场供给端的合规升级。
整治成效初显:产能利用率回升,价格战趋缓
过去一年来,整治“内卷”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黄勇列举了几个关键指标:部分重点行业如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全国产能利用率开始稳步回升,遏制了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发布典型案例、行政约谈、穿透式监管等方式,对无休止的“补贴大战”、低于成本价销售等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市场竞争秩序正在恢复。
更根本的是,一个由政府、行业协会、平台、消费者共同参与的多元协同治理机制,以及以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为核心的“多法共治”框架已日益清晰并发挥作用。“这标志着我们从依赖单一执法,转向了立体化、系统性的治理新阶段。”黄勇说。
“整治‘内卷’不是要让竞争消失,而是要让竞争升级。”黄勇最后强调,未来的竞争规则将彻底改变——依靠烧钱补贴、低于成本价抢占市场的模式将难以为继,企业必须将竞争焦点从“卷价格”转向“优价值”,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差异化、服务升级来构建核心竞争力。这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新京报记者 陈琳